我国文字史，最早的文字当属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如北非的埃及、中东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等，早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了文字；然而这些文字随着整个民族的衰亡，已逐渐失传和灭绝了。惟独甲骨文作为完整体系的早期汉字与其后的金文、帛书、简椟及石刻文字相衔接，从籀、篆、隶、草（章草）演变为今之楷书。这个过程始终是前后接续的。因此说汉字虽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是使用寿命最长的文字。就其传承的实物见证而言，既有帛书、简椟之类的手写字，又有甲骨、金石上的镂刻字，而后者是大量的。基于此因，位于汉中褒谷中的石门石刻，作为汉以降的文字载体，应是弥足珍贵的。
石门，作为地名，或指两山对峙之处，在全国各地都比较常见，而位于汉中褒谷南端的石门，则是东汉永平四年（61年）汉明帝诏令开凿的那个隧道。《水经注·沔水》篇云：“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即此。汉时，尚无隧道之名，明帝诏书中称其为“石门”，世代相承，今已中外皆知。由于连接秦蜀的褒斜古道穿过石门，大凡古道通塞、变迁及其相关的名人轶事等情，时人就地勒石而记之，因而在石门内外，构成了为数众多的摩崖石刻，仅见于拙著《石门石刻大全》（2001年9月三秦出版社出版）者177品，此前散佚的难以确知。这177品中，无一品是墓碑，更无拼凑的外来品，可谓土生土长、自成体系，世称其为石门石刻。这批石刻向以达意为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文字又是汉至明清以隶书为主体的书法载体，向有“书法宝厍”之盛誉。可藉以探索隶书传承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试陈拙见。
一、以《大开通》与《石门颂》为代表的石门汉隶为隶变提供了实证。
举世公认的石门汉隶，计有以下七品；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所镌《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亦称《大开通》；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所镌《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世称《石门颂》；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所镌《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或称《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汉永寿石门残刻》，亦称《李君表》；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所镌《杨淮、杨弼表记》摩崖，简称《杨淮表》；汉隶大字“石门”摩崖；汉隶大字“玉盆”摩崖；汉隶大字“衮雪”摩崖。在这七品中，有三品未署年月，世传为汉刻者，皆传之有因，如“石门”二字，系指隧道之名。镌于石门北口西壁，其书势与《石门颂》中“石门”二字如出一辙；其位置又非常显眼，其时代当与《石门颂》相近。再如“玉盆”、“衮雪”诸字，相传俱出自汉时名流之手笔，既有相应史实可供参证，又有历代名家著录可考。
在署明年月的四品中，《大开通》不仅为时最早，且气韵高古，有古隶之遗风；《石门颂》是比较典型的东汉晚期的八分汉隶，而《杨淮表》、《李君表》在用笔上皆直承《石门颂》；“石门”、“玉盆”、“衮雪”六个大字，皆系成熟的汉隶，其隶法或多或少都有《石门颂》的遗风。这里以《大开通》与《石门颂》为例，分别予以剖析。
先说《大开通》，此摩崖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其通高自右至左可分三段：右段80厘米，中段103厘米，左段125厘米；上沿宽272厘米；下沿宽276厘米；文16行，行5—11字不等，字径9—11厘米。其下方，有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南郑县令晏袤所写的释文，题曰：《汉鄐君修褒斜道碑字》，并署：“南郑县令晏袤释。”晏袤释文称：“汉中郡太守鄐君修桥阁碑一百五十有九字”，经检视其录文，实为一百五十字，可能是计数之误。录文最后一段：“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计16字，已随岩石断裂而泯灭无存，加之其它残泐不可识之字，今可识者仅九十八字。1970年，在兴修石门水库过程中，已将此摩崖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
关于此摩崖的书法，前贤屡有论及。如南宋晏袤释文云：“隶法奇劲，古意有余；与光武中元二年（57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字画简古严整，观之使人起敬不暇。”[1]清人杨守敬《评碑记》云“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摩拟。……清伊秉绶得力于此。”清人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云：“其古横也如尤盘深壑而鳞角杈枒”。凡此，虽词语不尽相同，但其要旨皆在一个“古”字上。古者，在此系指字的仪态而言。为了探寻此“古”字之涵意，不妨追溯一下隶书的源起及其嬗变的历程。
关于隶书的萌生，前人向有秦时始造隶书之说。如许慎《说文序》谓，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汉书·艺文志》也说：“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徒隶也。”颜师古《汉书》注以为隶书系程邈所献，主于徒隶，从简易也。唐张怀瓘在其《书断》中亦云：“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常，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2]
近世，随着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提供了有关隶书源起的诸多新证。如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和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秦墓出土的战国木牍。其文字皆已呈现出早期隶书的特色。前者距今约2240余年，后者距今约2300余年。也有论者谓隶源起于西周，其证据是隶书的某些部首、偏旁乃至笔划，早已见之于西周金文[3]。细审之，亦不无道理。笔者亦曾检视距今2400余年的《侯马盟书》，其五千余件玉石片所载的盟誓辞文，虽系春秋时的大篆，但也有诸多隶书的踪迹[4]。凡此可证，隶书早在秦以前已有之，说隶书出于秦，未免失实。
然而，事物的的源起，总是先有的其实，而后有其名的，隶书也不例外。考隶书之得名，迄今仍然只能上溯到秦代。尽管程邈始造隶书之说经不起严格推敲、论证，还有羽人王次仲造隶书之说也几近荒诞，但在秦代毕竟有人整理过隶书，从而使之较前完整并自成体系。这是因为秦以前已经有了隶书的存在，这是基础，也是前提；再者，隶书比之大篆容易书写，便于实用。实用，是文字发展的首要动力；也是篆隶之变的机因所在。秦以前的隶书，是杂糅于大篇篆书中的少数单个字。秦时，经过整理的隶书，已可单独成文。虽然这种文是有限制的，还不能与大雅之堂的小篆之文相提并论，但比早前的单个字是进了一步。
汉承秦制。西汉时的小篆仍属法定文字，自不待言；而隶书的使用，却较前日渐频繁。如甘肃的居延汉简，武威汉简，酒泉汉简，敦煌汉简及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简，已截然是大篇的隶书。当然其间难免参杂着或多或少的篆意，而其隶势的发展，不仅更便于实用，而且兼顾了美观、好看这一美学原则。正如何应辉《论秦汉刻石的书法艺术》一文所云，大量简牍、帛书证实：汉字“至迟在西汉中期的昭、宣之际，已步入左挑右波、形体趋扁的成熟阶段而形成八分书体。约在西汉末期的武威《仪礼》简，则已发展到讲求结构，饰行的工整，字间与行间疏密对比而接近东汉晚期碑刻上高度成熟和艺术化的八分了。”[5]此论信然。可见早期萌芽状态的隶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隶书“八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世称隶变。发人深省的是，见于简牍的“八分”汉隶，要比见于石刻的“八分”汉隶早过百年之久。说明直接手写的简牍、帛书，在实用中发展迅猛，而石刻文字的发展则显滞后得多。《大开通》作为东汉早期摩崖的隶书，其古意堪为这种滞后性的例证之一。无独有偶。与《大开通》“体势相若”的《何君阁道碑》（实为摩崖，在今四川荥经县），当为又一例证。此二者相隔九年，共同传递了作为石刻文化的时代信息。重要的问题，是应从形质上透析古隶的特色。在此仅以《大开通》为例试陈其要：
《大开通》的结体或方或扁，笔画横平竖直，整体隶势已备，而无后世隶书常见的波势和挑法；某些字的耳部及竖钩皆呈弧状，宝盖两侧的下垂笔甚长，用笔也与篆笔一脉相承，知其篆的遗意犹存。
再者，其所在地的崖面，上下各有一径直的横向裂缝，左右各有若干竖向裂隙，书丹者以上下两条裂缝为自然边际而分行布白，任情挥毫，其率意的书写和章法，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奇特状态。
如通篇16行，每行自上而下略向左倾，其五至七行尤盛。五行首一字“开”与末一字“道”、六行首一字“太”与末一字“君”、七行首一字“部”与末一字“茂”，都明显错开，不是上下垂直；而倒数一至五行，每行上部三至四字比较端直，四字以下到末尾一字，又向左倾斜。且四行“二千六百九十人”七字，与前二、三行的五字、首行的八字，上下皆在同一水平线上。因字数不等，却又首尾齐平，其正欹无定、参差错落异乎常情。
又如首行“永平六年汉中郡以”八字，取横式，呈扁形；二行“诏书受广汉”五字取纵势，呈竖长状；三行首一字“蜀”，亦呈竖长状，紧接其后的“郡”字，呈方形，下面的“巴、郡、徒”三字复取横势，呈扁形；凡笔画甚少的字，皆以主横笔为主笔，而横向扩张；凡竖笔多于横笔的字，自成扁体，而横多于竖者，必为竖长状，横竖相当者，则为方形。一任自然，没有刻意的挤压或疏缓，更无以粗细笔相互搭配的硬性调节。
再如通篇的字间与行间几不通风，而字内的空间却十分充裕。自首至尾，一气呵成，气脉相连，浑然一体。
以上三种状态，皆系书者不事雕饰、率意真情的如实表露。这种率意的书写，在传世的汉刻中难以得见，正如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所云：“玩其体势，意在以篆为隶，亦由篆变隶之日，浑朴苍劲。前之《鲁孝王刻石》、《五凤刻石》、后之《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沙南侯碑》、《李苞通阁道题名》均不及，遑问其他。”这里所说的“不及”，系指其一任自然的豪放而言；而以篆为隶，呈现出篆变隶的初始状态，才是其古意之所在。
《大开通》记永平六年至九年（63～69年），汉中太守奉明帝诏令承修褒斜道事。记术这一出自帝王诏令的庄严事件，书丹者不用小篆，而用隶书，从中不难窥见隶书地位之上升。及至东汉晚期，隶书以其既实用又美观的优势，已被社会广泛使用，见之于石刻者空前增多。尤以中原大地和齐鲁故土的众多汉碑为大宗，它们作为规范化的优美汉隶的载体，相继传之于世。诸如建宁元年（168年）立于山东汶上县的《衡方碑》，同年（168年），立于山东曲阜的《史晨后碑》，次年（169年），又在该碑碑阳增刻的《史晨前碑》，熹平四年（175年）立于河南洛阳的《熹平石经》，中平二年（185年）立于陕西合阳的《曹全碑》，中平三年（186年）立于山东谷城（东阿县）的《张迁碑》，凡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汉碑集隶书之大成，不约而同地造就了一种标准式的风范，即八分汉隶。正如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史晨后碑》所云：“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6]所谓“庙堂之品”，系指隶法之归整、划一，足以垂范于世者也。
耐人寻味的是，与此同时，另一种不狃于时俗的汉隶也悄然崛起。这就是以山野间的摩崖为载体的隶书。如以《石门颂》为代表的晚汉石门摩崖《李君表》、《杨淮表》等，还有建宁四年（171年）镌于陇南成县的《西狭颂》摩崖，建宁五年（172年）镌于陕西略阳县的《郙阁颂》摩崖等等。其数量之多，足以构成汉代摩崖之大观。这批摩崖以其远离京畿，能尽情地表现自我，而呈现出富有个性的天然之趣。观其隶法亦应为八分。
何谓八分？前贤论说纷纭，足以令人困惑。如蔡文姬述其父蔡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这些说法似将八分置于隶书之前，显然有悖于史。倒是洪迈以晚汉之隶书为八分，合于情理。包慎伯进而论之曰：“凡笔近篆体近真者，皆隶书也。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7]可谓画龙点睛也。
试看，东汉建和二年(148年)镌于陕西汉中褒谷石门隧道西壁的《石门颂》摩崖（图2），其通高315厘米，上为题额，高54、宽35厘米，作二竖行，行五字，字径8至14厘米；下为正文，高261、宽205厘米，计22行，行30、31字不等，字径 6至7厘米；总计617字。观此形制，已类似于东汉桓灵之际的众多汉碑，加之其结体宽博，主横笔的波势分明，某些左右结构的字，其两侧相互对称的竖笔，常有“左右分开相背然”之势，点画的装饰意味很浓。隶法之精熟，自非八分莫属。比《石门颂》稍晚的《李君表》、《杨淮表》，隶法亦同归此类。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杨淮表》曰：“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石经·论语》更是举世公认的八分汉隶，可足以取证也。说到这里，自可对八分这一概念得以了然。通俗地说，所谓八分，应是隶法臻于完美、艺术性很高的汉隶。
发人深省的是，隶书由其初始到成熟，约需数百年之久，这是大略的估计。而由《大开通》这样的古隶，到《石门颂》这种八分，其间也历经82年。由于《大开通》之前已有古隶，《石门颂》之后也有八分，因此这82年，当是见于石刻的古隶演变为八分的最短历程。仅由此例可兹说明，书法的推陈出新，是相当缓慢的；而且是书者的群体共同推动的。在此基础上，不排除某个人的天赋早慧及其勤奋劳作的卓越创造。
二、隶势衰微的魏晋北朝摩崖
前已术及，隶书由初始到成熟，是一个缓慢而又历时甚长的过程。而成熟的隶书在实用中又要向楷书转化，这个转化的标志就是隶势的不断衰微，楷势的日渐增强。石门石刻中的魏晋和北朝摩崖堪为实证。现以其时间先后为序，逐一述后：
魏《李苞通阁道题名》与晋《潘宗伯、韩仲元造桥阁题名》
这两段摩崖本来各在一处，且各有所指，因前者曾被晋人复刻于石门之南，其真迹又发现较晚，故后世识者不明真相，以致发生误释等情。为便于理清脉络，在此先由石门南的两段晋人题刻说起。
这两段晋人题刻，位于石门隧道南褒水西侧古栈道上方的崖壁间，分前后两段，前段一行，后段三行，兹将全文照录如后：
“潘宗伯韩仲元以泰□六年五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
亭侯谯国李苞字孝章将
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
上列前段摩崖中“泰”之后缺一字，“此”之后又缺三字。后段摩崖首尾38字，皆可识读。南宋庆元时，南郑县令晏袤见此，并未察知内情，便为之撰写释文，且就地勒之于石。在他的释文中，误将“泰”之后的缺字断为“和”字，“潘”之前又擅加一“魏”字。为自圆其说，竟随意征引。如称：“魏秦和六年，……是岁，蜀建兴十年，先以泰和四年，魏司马懿伐蜀，五年，蜀诸葛亮围祁山，魏诏司马懿拒之。秋七月，亮复军。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马，故魏人得入褒中治桥阁矣。后题‘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陈留王年号。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则此二号皆魏之纪年无疑。”[8]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黄沙在今勉县东，与褒中接壤，诸葛亮岂可坐视魏人至褒中治桥阁？诚如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所云：“诸葛武侯以建兴九年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大破司马懿，射杀张郃。其时，武侯屡治斜谷之道，岂有魏人得大书年号于石门者？况魏明帝太和，晋武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今谛审此石，本隐隐有画痕可辨，确是‘始’字，非‘和’字也。晋武帝泰始六年，则西路通辟已久，治此石道为理之可信者。”至此，原刻中“泰始”被误为“泰和”，始得正之。晏袤将这两段摩崖皆断为魏刻，显误。
殊不知《李苞通阁道题名》真迹，原在石门隧道北口东侧上方的崖壁间，下临褒河。由
于山崖坍塌，仅存前半段，计二行十六字，首行十字，次行六字，文云：
“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
“荡寇将军浮亭”……
其为首一字“魏”字较漫漶，细看仍可识别。“景元”者，魏元帝曹奂之年号，其四年，即公元263年。当年十二月，恰值魏平蜀之初，参之以石门南“景元”题刻38字可知，是时，荡寇将军浮亭侯李苞承修褒斜道，乃勒石而记之。
此摩崖为清人罗秀书所发现，晏袤不明底里，乃致误释，姑可谅之。
考明原委之后，似可断言，石门南的“景元”题刻38字，当系晋人之手笔。理由是：
《李苞通阁道题名》摩崖，因选址不当，在晋泰始六年已有断裂之势，当年晋人题刻记潘宗伯、韩仲元造桥阁事时见此，恐其泯灭，乃予重刻；
况且，石门南的两段题刻，出自同一人之手笔，且后段三行比前段低四格，其意在尊重本朝。若非晋人所为，则此举无从得解。好在，有此重刻，才使《李苞通阁道题名》全文得以留传后世。从中自可窥见晋人之良苦用心。
《李苞通阁道题名》原刻，通篇字迹漫漶，书写草率，但见横平竖直，无波磔，惟竖钩呈弧状，个别字如“将”字取横式，较扁平，余皆呈方形或竖高形。清人罗秀书称其“犹隶书也”[9]。而比之汉隶，却大相径庭。
晋《潘宗伯、韩仲元造桥阁题名》及晋人重刻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存字较多，且较清晰，体介隶楷之间，其首段的“宗”、“以”、“五”三字，次段的“军”、“亭”、“李””人”四字，皆系隶书。其他字虽为楷书，而隶意犹存，无不呈现出楷势初备、隶势渐微之特色。
《晋太康修栈道题记》摩崖
此摩崖位于褒谷上游今陕西省留坝县柘梨园乡红岩河西岸，原刻已毁，《文物》1964年11期《褒斜道南段调查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一文中，刊有此摩崖照片，现据此将其全文录后：
征西府遣将
等三人诣汉中郡受节
治余谷道教习常民学川
匠张羌教褒中石佐泉疆等百三十人
匠卫续教薄池石佐张泽等百二十人
都将中朗将王胡字仲良典知二县
汉中郡北部督邮迥通字叔达
汉中郡道阁府掾马甫字叔郡
褒中典阁主簿周都字令业
□□典阁主簿王颙字休谐
以上所录，其一、二、三行为首一字，系据《简报》所补。三行末“学川”二字前有一
“民”字，《简报》缺漏，今据拓片照片补之。五行倒数第五字，本系“泽”字，《简报》误
为“择”字。丸、十行皆比前各行低一格，《简报》妄加一“汉”字。余皆与《简报》同。
令人奇异的是，《简报》录文，自左至右为序，于是，末行成了首行，首行成了末行。何以会如此呢？原来唐孙樵《孙可之文集·兴元新路记》一文曾有此录文，该录文就是自左至右为序的，《简报》予以照录。所以，左右倒置的责任本在孙樵。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10]，在此不赘。好在孙樵录文中有“太康元年正月廿九日”诸字，且加按语曰：“其刻乃晋武平吴时盖由此路耳。”据此可知上术录文为晋太康时所镌。
参阅照片得知，《晋太康修栈道题记》字形方正，平直不苟，楷式俨然；而某些字的平
折与竖折呈弧弯状，“郎”、“郡”、“部”、“字”、“石”等字与汉隶同，知其隶意犹存。整体
上仍属概隶相间的过渡书体。
北魏《石门铭》摩崖
北魏永平二年（509年）镌于石门隧道东壁，通高175、宽215厘米，文二十七行，行
二十二字，共558字，字径5～6厘米。（见图6）1970年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现保存完好。此摩崖记褒斜道改道及石门隧道复通之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因原刻石面凹凸不平，传世拓本良莠不一，其全文见于诸家著录者错讹甚多，拙作《北魏〈石门铭〉考》[11]一文，曾对此有所论及，在此恕不赘术。
《石门铭》的书者王远,山西太原人,刻石者武阿人,河南洛阳人,这两人都来自北魏之腹地,其书刻皆难免受到时风的影响。何谓时风?从龙门石窟的北魏石刻中即可窥其一斑。早年,笔者曾游龙门石窟,见诸多造像题刻,深感其“刀味”甚浓,犹豫之际,随手在身旁的小书摊购得《龙门石窟艺术》（官大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在介绍“龙门二十品”时说:“二十品中的大部分作品,一经用刀刊刻,一笔一画,锋芒毕露,呈现棱角……”。其实这种情况又何止是“二十品”,龙门所在地的其它北魏题刻也概莫如此。人称“龙门二十品”为“方笔魏”,这个“方”字既有书者之枝巧,更有刻者之修饰.凡此皆时风使然.令人奇异的是,作为北魏《石门铭》却与这一“时风”大相经庭,《石门铭》的通篇刻字,但有“笔味”,而少见“刀味”，其起笔多为园浑状，落笔也无刀切的凌厉之状，世称“圆笔魏”,书者随意而书,刻者不加损益.徜徉在此摩崖之前,犹如观赏名家手笔,唯见字迹,而不觉其刀痕,这种效应在“龙门二十品”中,却极为罕见。
值得深思的是,《石门铭》作为北碑,却一反北碑之贯例，何以会如此呢？这一问题，前人尚无成说可考,今悬揣之,可能与石门汉隶、特别是《石门颂》有某种不解之缘。试看《石门颂》中“蒸蒸艾寕”的“寕”和“司隶校尉”的“司”字的竖钩，与《石门铭》中“思埓班尔”的“埒”字的竖钓何其相似（见图7）；又，《石门颂》中“子午复循”的“循”字，与《石门铭》中“然後”的“後”字、“往哲”的“往”字之左偏傍（见图8）亦较类同。此中之奥妙难以说清，只能是一种缘分使然。
考王远其人，史无专载，仅据《石门铭》所记，知其原籍太原，正始元年（504年），南梁梁州剌史夏侯道迁叛梁降魏，他作为北魏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剌史羊祉麾下的梁秦典籤（起草和缮写文书的小吏），得以随军至汉中。至永平二年（509年）他受命为《石门铭》摩崖书丹。他书丹的位置，又恰在《石门颂》摩崖的对面，即石门隧道的东壁。此前，他在汉中的五年中，已有充裕的时间观赏石门汉隶，进而倾心于此，尢对《石门颂》钟情有加。正如晋人傅玄《太子少傅箴》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许是基于此因，所以在他笔下难免有《石门颂》的遗风。他虽无书名，但毕竟以善书之故，才能担当书丹之重任。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卷四云：“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并说：“《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附之。”康氏还将《石门铭》列为神品,称其“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足见王远的的书法造诣之高。
参看《石门铭》拓本照片得知，其书体已是较完备的楷书,但以其笔力的浑厚,特别是转折处尚无明显之提按顿折，而有别于唐楷。而且楷中不仅有隶，且有篆, 如“戎夷遞作”的“遞”字右旁中部的“虎”,兼有篆意(见图9) ；而“以”、“将”、“逸”、“能”、“正”、“元”诸字(见图10)截然为行书.这种以楷书为主体杂以篆、隶、行草的情态，正是其时代信息的重要标志。
三、石门故地宋人隶书中的汉隶遗韵
前已术及，由于石刻文字衍变的滞后性；加之纸的改进，为书写提供了方便，因此，魏晋时期，一方面见于石刻的隶书日渐衰微，另一方面见于尺椟之类的行草书已十分流行，尤以“二王”为代表的行草书誉满书坛，相继效法者接踵而至。至唐代，由于太宗皇帝的鼎力推崇，更将王书推向顶峰。随之而来的是帖学的渐次崛起，宋代，紧步唐之后尘，帖学独领风骚。宋太宗赵光义令侍书王著以枣木翻刻《淳化秘阁法帖》，分赐王公大臣，士大夫多以师法法帖媚上。习书者亦步亦趋，惟帖是从。在两代帝王的倡导下，帖学一统天下，隶书之被冷落，乃势所必然。
基于时俗所趋，唐宋之际，隶书步入低谷，但也并非无人问津。如唐欧阳询的《房彦谦碑》、殷仲容的《马周碑》、梁蒙的《王府君墓志》、卢藏的《汉纪信碑》，犹是隶书。惟其楷势甚浓，姑称之为楷隶。倒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石台孝经》和《纪泰山铭》，犹可称为隶之佳品。无怪乎唐时《述书赋·注》云：“开元皇帝好图书，少工八分书及章草，殊异英特。”也许因玄宗之爱好，其臣下史惟则、韩择木、徐浩，亦工隶书。但延至于宋代，以善隶名世者，则如凤毛麟角。而在石门内外，却仍然是隶书的殿堂，且不乏上乘之作，晏袤书丹的三方摩崖堪以为证。
晏袤，山东临淄人，南宋绍熙和庆元间（1190～1200年）任南郑县令。他性嗜好古，且工书。他曾三次至褒谷石门故地书丹勒石，第一次是南宋光宗绍熙甲寅年（1194年）三月，见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而为之撰写《释文》；同年秋，山河堰落成，他书写《山河堰落成记》，是为第二次；第三次是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5年），见《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即李苞）通阁道题名》而撰写《释文》。此三者的笔姿无异，虽然《山河堰落成记》未署名，亦当同为晏袤之手笔无疑。他的两次《释文》，皆系长篇大作，字形甚小，且漫漶殊甚，惟《山河堰落成记》字径约半尺有余，因其刻痕较深，迄今清晰如新（见图11）。今照录全文如后：
“绍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艺、戎帅王宗廉，以∕二月丙辰，徕劳工徒。堰别∕为六，凡九百三十三∕丈。酾渠四百一十丈。木∕以工记，七十二万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记，一∕十五万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尽决，使者被∕旨兼守事。会凡役，概念∕民输当四倍于每岁之∕常，乃官出钱万缗为民∕助。查沆、贾嗣祖、晏袤、张∕柄实董其事。（∕表示行末）”
一览全文得知，山河堰落成之日，作为汉中郡的最高官员郡太守、常平使者、戎帅，都出席庆典，慰问工徒。晏袤身为南郑县令，面对如此庄严的庆典，既“董其事”，又为之撰文和书丹，既职责所趋，又出其所好。试看，以上所录仅137字，所占崖面横约510厘米，纵约226厘米，而且四面有阴刻的边线。其巍然巨制，在百余种石门摩崖中无与伦比。晏袤的书丹，自然也恭谨有加。观其势态，确系一丝不苟，字字皆工。笔画的偃仰如凤午晴空，飘飘欲仙。难怪清人欧阳辅《集古求真》谓其“雄厚生动，具有汉人遗意，杂置汉碑中，几难分别。”且称“宋人隶书当以晏袤为第一。” 晏袤能博得如此盛誉，勤谨之余，亦系功力使然。连同他两则《释文》中的隶书，结体之开张，笔力之遒劲，神态之洒脱自然，隐隐中似有汉碑的遗韵。仔细观察，还可见到有的字出自《石门颂》，如《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中，首行“守”、“君”、“桥”三字，七行“功”字，与《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阁道题名释文》中三行的“此”字，以及《山河堰落成记》五行的“为”字，均与《石门颂》中与之相同的几字完全相似。晏袤来自汉风醇厚的齐鲁故土，在汉中其间，又常至石门观汉刻，其笔下“有汉人遗意”，乃情理中事。这也正是他写好隶书的机缘所在。
四、石门故地的清人隶书精品
有清一代，是我国书法史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帖学垄断书坛。清初，由于朴学的兴起和秦汉金石的陆续面世，隶书得以枯木逢春，相继出现了郭宗昌、郑簠、朱彝尊等一批善隶名家，尽管当时的追随者还不很多，但已从书法实践中将隶书重新推向书坛。既而，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世舟双楫》，既为碑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促进了隶书的繁荣，不仅涌现出大批写隶高手，如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赵之谦等，而且上至皇族下至庶民中的善隶者多达数百人。正如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所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清钱泳《履园丛话》亦云：“国初有郑谷口（郑簠之号），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在上述背景下，石门石刻呈现出与其前代截然不同的新气象。据拙著《石门石刻大全》所记，在石门故地，明代石刻计七品，竟无一品是隶书，这与当时帖学一统天下不无关系。清代石刻计四十二品，已有隶书九品，虽为数不多，但毕竟标志着隶书的再生。在这九品中，属清代早期者仅一品，即康熙三年（1664年）党崇雅《贾大司马抚秦修栈咏》，虽有隶之风范，但楷势甚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沈宝锟、杨翰等《祈晴记》，笔力之厚重，似有《郙阁》之遗风，惟略有板滞之嫌。咸丰六年（1856年）陈琠榜书“无远弗被”四字，结密无间，隶势挺拔。之后，有罗秀书和万方田的题刻五品，属万氏者仅《白石土地祠题联》一则，隶法尚可观，但比之罗氏则有逊色。罗氏题刻四品，即咸丰八年（1858年）《诸葛亮八阵图註说》（见图12），同治十年（1871年）《游石门题诗》（见图13）与《石门道记》（见图14），同治十一年（1872年）《祈雨记》（见图15）。其中，《石门道记》系摹隶倪兰畹之旧作，余皆自行撰文并书写。罗氏所题皆系长文，如《诸葛亮八阵图註说》，计有八面石刻，每面四行，满行24字，共720字。连同《游石门题诗》与《祈雨记》，合计985字，再加《石门道记》637字，总计1622字。以其字数之多，在褒谷石门题刻中堪为其冠，且字字工稳端庄，直追汉人遗风。罗秀书字西屏，关中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人。初到汉中当在咸丰八年（1858年）前，同治时，任褒城县学署司训，或称训导、司铎、教谕。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罗氏会同万方田、徐廷玉，考察褒谷风物及石门石刻，纂辑《褒谷古迹辑略》一书，适逢时之山陕学政吴大澂莅汉，遂有缘一睹，并应邀为之题签而付梓。吴氏系同治七年进士，博通经史，尤嗜金石，且工书，其题签之举并非寻常应酬，而是情有独钟。经吴氏题签的《褒谷古迹辑略》一书，是继道光时王森文《石门碑醳》之后又一研究石门石刻的专著，甚为学界关注。此书的辑成，罗氏着力尤多，连同他的字，皆将流芳百世。不言而喻，石门故地以罗氏为主体的隶书刻石，为碑学的崛起，隶书的重新崭露头角，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一览上文，令人惊叹的是，尽管自汉以降，隶书曾大起大落，而在石门故地，见于历代摩崖的隶书，却能经久不衰地得以传承。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归根于石门汉隶的魅力。而且，这种传承一直延续到今天，其走势更为强烈。且看中国书家周俊杰和日本书家小木良一、牛丸好一的隶书作品中，都有《大开通》的遗韵。日本书家野村清风毕生致力于《石门颂》研究，号称《石门颂》研究家，他临写的《石门颂》全文，曾于2005年在日本福冈市展出，参观者反响甚好。国内上海书家肖娴出版的《石门颂》全文临本，也颇受书坛称道。去年11月，笔者在香港参加国际书法史论研讨会期间，曾参观香港中文大学一个书法班，该班的学生正在临帖，其中就有临写《石门颂》者。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韩文彬（中文化名）教授，近年专攻中国摩崖这一课题，前年夏日，笔者曾与他有幸一晤，彼此恳谈，甚为契合。今年5月，他惠赠了有关中国摩崖的专著，其中对石门汉隶摩崖的论述甚详且精。笔者在岗时，曾应中国文联之邀，为来访的日本书法团作过石门汉隶的专题讲座，退休后还不时接待过一些国内外朋友来访，询问有关石门汉隶的某些问题，至于这方面的来信，就比较频繁，迄今不绝。这些事例足以说明，石门汉隶是深受海内外学界和书坛推崇的。（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