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摩崖，《石门铭》是北魏宣武帝时期的摩崖。前者地处江苏的焦山，后者地处陕西的汉中，一南一北而被中国书法界号称“南北二铭”享誉书坛。
明代的王世贞为《瘗鹤铭跋》云：“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赞《石门铭》书法“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神仙？石门崖下拜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石门铭摩崖即在汉中褒斜道古石门洞的西壁上）。由此看出，他们书法的共同特点是“飞逸”。而能够表现出“飞逸”特征的书者，处世态度必须是任远自在；心境必须是恬淡空灵；在创作中进入一个“无我”、“无物”、“无法”，完全听佛（心）的安排的禅思之境，或者具有精深的修养才能如此自然流露。正如弘一法师看破红尘后，披剃出家，他的书法就充满了平淡、恬静、冲逸的气氛。与弘一同窗治学的谢无量，书法幽雅清透、潇洒自然，天真但不古拙。高二适书法“满纸烟云似和风吹林、野风侵松、返朴归真。《瘗鹤铭》、《石门铭》两通摩崖出现的年代是否与社会上佛教流行有关呢？我们看一下便可知晓。
《瘗鹤铭》摩崖的时代目前大多数倾向于南朝梁武帝时期的陶弘景所为。梁武帝乃中国帝王中最虔诚的佛教信徒之一。史书记载他在位四十余年，曾设无遮盖大会十四次。受他的影响以及当时两汉经学对人的思想统治已完全松弛，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大批士族人物投入书法艺术，人生观受禅宗的影响，其书法中带上“禅味”的美学观便是很自然了。这是因为禅宗不象以往佛教宗派，尊崇佛祖，信奉佛经。而是从“自性是佛，不劳外求”开始，崇尚老庄的“清静无为”，提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它突破了佛教的传统篱笆，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认为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就是佛。它传入中国时，我国已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禅宗”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是“融会”，即：发扬它本身的独特思想内容，补充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中。因此禅宗特别富有中国味而成为纯粹的中国士大夫佛教。《瘗鹤铭》书法风格中的“随心所欲、超逸”等风格的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实际上就是书者接受了禅宗思想或者说书者与禅宗主张的“回归自然”无意识有着一致的观点，而主动的将内心秩序全部展露。
禅宗是梁武帝时由印度传入我国，《瘗鹤铭》摩崖目前基本认定出现在梁武帝时期，怎么就会有禅味的书法出现了呢？这与东汉后期的社会大动乱使士人经历了思想上的震惊和嬗变，对江山一统的信念、对政治本身的信任以及参与的热衷都成为了条件，使经术正统之外的新思想──老庄思想有了介入的契机以及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和流行都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道教思想就是在社会政治黑暗、经学意识衰落的东汉中、后期开始盛行的。玄学其实就是儒学的老庄化。它是乱世中的中国士大夫们特有的人生庇护和心灵依归，是旧的正统价值溃染之后他们个体性的内在支撑。其理论与人生观都与佛教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样，谈玄与悟空合一，名士与高僧合流，对佛教在文人中间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西晋时聂承远、聂道真父子、孙伯虎、虞世雅等人帮助竺法护译经；谢安未出仕之前“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洵、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戈山水，入则言咏属文”[1]。士大夫与高僧交契无间，寄兴山水，忘情身外。虽然此时禅宗还未传入，禅学还未形成，但中国士大夫们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实践着“禅宗”了。他们托身玄远，遗弃世务，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带有浓重的“禅味”。
进入南北朝时期，越演越烈的门阀制度、门第观念使很多杰出的文人失意，这时传入中国的禅宗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去解释文人的疑惑，禅宗的通达自由，游戏人生态度调和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给文人打开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他们希望在佛门中觅得清静所在，栖身山林野寺，书法、诗文则成了他们证悟心印、表达心灵、自述情志的载体。故书法的美学观便带上了淡淡的“禅味”，主要体现风格即“逸气”。这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瘗鹤铭》书法风格中“逸气”的来源。当然运笔方面的选择也是不可忽视的。
《石门铭》虽然地处陕西，但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汉中均属南朝管辖，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汉中才归附北魏，公元509年《石门铭》问世，从时间和地处秦岭以南来看，公允地说汉中接受南朝政权的文化影响应大于北魏，那么以上《瘗鹤铭》所受到的影响它肯定也同受，加之汉中本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道教主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追求“超凡”、“绝尘”、“清心敛欲”的思想境界对《石门铭》也自然会有一定的影响。
由此看来他们既同是南北朝时期的摩崖，又共同存在的“飞逸”特点，被号称“南北二铭”享誉书坛是理所应当的。但他们的待遇实际上却截然不同。《瘗鹤铭》由于地处南方，在我国南北分裂时期属正统的汉人执政区，故被认为他的书法是沿着魏晋六朝这一书法源流发展而来的，属于书法的正统。而早在宋代就被书坛推崇，享誉世内。而《石门铭》的书法却是在清代，阮元撰写了《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包世臣写了《艺舟双楫》，吹起了书坛革命的进军号、康有为以《广艺舟双楫》结束了古典书法美学的命运后，又经尊碑之风的推波助澜，它才如同从石缝砖隙中寻觅回来的一颗被历史早已淡漠的珠玉，以前所未有的地位异军突起，雄冠一代。
追其原由，完全是因为《石门铭》出世在汉中归附北魏之后。它是少数民族的鲜卑族拓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在封建历史上不属正统，故其书法自然不被看重。又经唐代李世民个人爱好王羲之书法而大力推崇，《石门铭》的书法就更不屑一顾了，而二王书法则成为我国书法最高席位的主宰，历宋、元、明、清前期不衰。
清代的金石考古学倡导者阮元把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书学研究，通过对金石学精深的考究和对碑刻的广泛收藏，正本清源，才消除了一直以来对书法流派的误解。阮元认为：“盖由隶字变为正字，行草其转移，皆在汉代。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2]。并认为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版，“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善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居其胜”。但“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因此主张人们向碑版学习。
阮元从唐太宗御撰的《王羲之传》找到了一条最能驳倒对北方艺术不屑一顾的依据：太宗称王羲之“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绝没有一句话涉及王羲之的正书、行书的，这是因为“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书是不成书家矣”[3]。太宗也不能违背“以善隶书为尊”的习惯。可王羲之的隶书世间却并未曾见到过。表明唐太宗喜好王羲之书法仅仅是个人的审美爱好而已。另从北魏、周、齐、隋、唐真书流行，但写在碑上的真书必有波磔，带着古人的遗法，这也为看重隶书的原故。既然尊崇汉碑是书法艺术的传统，北朝石刻就是继承汉碑的古法而来的，可为什么它就没有了地位呢？他认为北碑南帖完全是书法中的两种风格体现。并特别指出许多著名书家都是源出北朝的，“欧阳询书法方正劲挺，实是北派”[4]，“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其实褚法本为北派”[5]。他以世传最佳的《兰亭》摹本作最有力的说明：即它其实是南北书派合壁的妙作。雄辩的事实惊醒梦中人，还历史真面目。北碑南贴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但本出同源。
事实却也如此。被列为北碑的《石门铭》的书法如用书法风格中的南、北两派来分的话，北派的所谓拘谨古拙、墨守遗法、雄伟庄严、粗犷拙质在《石门铭〉》中丝毫也找不到。相反它却被康有为这样论述：
“《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六十人造像〉》、《郑道昭》、《瘗鹤铭》、乃其法乳，后世寡能传之。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必不得已，求之宋之山谷（指黄庭坚）或尝得大丹学飞升者，但力薄，终未能凌霄汉耳。”
在这里康氏把《石门铭》的书法造诣摆在最上层，不管有无他个人的偏好，但可以看出康氏认为《石门铭》与《瘗鹤铭》属于同一种风格的书法，即神采“飞逸”。
他认为《龙门二十品》为方笔之极轨，《云峰山石刻》为圆笔之极轨。他评论：“《石门铭》、《郑文公》、《瘗鹤铭》、《刁遵》、《高湛》、《龙藏寺》等碑，圆笔也”[6]。其中被康氏赞谓“圆笔之极轨的《云峰山石刻》正是被后人称为“北圣”、生于北魏太安元年，卒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长期与鲜卑族贵胄相从的郑道昭书写。且上述的北碑与《瘗鹤铭》在书写的运笔方法也都是一样的，即用圆笔写成。由此可以推出：地处北方的碑只要在书写运笔过程中用圆笔书写，自然就能通南碑。
关于运笔中的方、圆笔的特点，康有为这样认识“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於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有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圆笔者萧洒超逸，方笔者凝整沉着”。很显然他把圆笔与超逸、方笔与雄强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你用圆笔去书写，即是在北方也照样能写出“飞逸”的书法风格。从而使人们清楚了书法是不能以地域的南北来强摊的，只能从精神气质上来分南北两派。
《石门铭》摩崖地处秦岭以南的汉中。如前所述，按照我国南北以秦岭为界的话，它本该划为南碑，而所以被列入北碑中，很大方面在于《石门铭》镌刻时间正好是在汉中此时由南梁归附了北魏，才使《石门铭》摩崖被划为北碑。而此时汉中归附北魏不过才五年时间，它在南朝的刘宋王朝、萧齐王朝却度过了84年，哪一王朝的文化对其熏陶更多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加之当时北魏拓跋氏的国都在河南洛阳，由汉中前往洛阳必须要翻越秦岭山脉，以往翻越秦岭的诸道自晋氏南迁，已全部破败，具有石刻文献价值的《石门铭》对此有清楚的记载：“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迴，戎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磵阁堙禠，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也。攀萝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盤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洲刺史泰山羊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迴车以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其大意为沟通南北交通的褒斜道上便于通行的石门洞，自汉代永平年间凿开已有五百年了，世代更迭，少数民族相继入侵内地，战争的频仍使此道上的石门洞时开时闭，通塞不定。自晋代国都迁到江南，这条道路也就废弃了，沿途桥梁、栈阁悉被毁坏。石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也早就不能通行了，没有负担的空手行走都必须攀援萝蔓和葛藤方能勉强行进。至北魏正始元年，汉中归附北魏政权后，褒斜道才得以复开，但因石门仍被堵塞，行人必须由门北一里西上，沿着盘旋九折的山道通过。正始三年，北魏朝廷委任龙骧将军羊祉为梁秦二州刺史，他看到天险难越，便请求开创迴车以南的路，朝廷同意了他的疏请，派左校令贾三德率领刑徒万人石师百人共同承修道路，正始四年十月开工，永平二年正月完工。（北魏正始年号只有五年）。从中看出汉中虽然于504年由南梁归附了北魏，但与北魏的交通一直不畅通，把它归在北碑一列，对《石门铭》来说确实是不公的。
南北书风表现的不同风格，从大量的碑刻来看却也很明显。总体来说北碑字体用笔提按幅度大，大起大落，又结合石刻的特点和技巧，形成了出锋露角、悍劲峻拔的特点，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斜执笔”[7]造成的，其次是北方文化形态的产物，体现了北方人的尚武精神，粗犷彪悍的气质和豪放纯朴的性格特征以及北方人的审美情趣。而南方的书法纤劲清媚，精妙秀逸，飘逸妍丽，与书法家大多集中在士族阶层，高谈玄理，丝竹管弦与他们常相伴邻，丹青笔墨成为他们炫耀自己的涵养和身份，使书法逐步走向贵族化，追求流美飘逸自然成为他们的审美趋向。这完全是书家审美观不同的出现的结果。
是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书学旗手，以大师级的理论模式消除了长达千年人们对书法流派的误解，使人们清楚的明辩了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轨迹。并指出了中国书法的发展道路在于北碑的粗犷拙质只有吸收南帖的温柔秀丽才能更为壮美；南帖的媚俗弱质也只有从北碑中吸收养分才能变得伟为壮观。（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