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镌刻在古褒斜栈道石门隧道东壁的《石门铭》摩崖石刻, 是北魏摩崖石刻的代表，以其超逸俊秀之风,在北魏石刻中独树一帜。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以后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对此极为关注。康有为就以临此铭而擅书名，曾有“《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的说法。我因在博物馆一线部门工作，有幸与《石门铭》日日接触，益发觉得《石门铭》超逸可爱，由此查阅过很多《石门铭》的资料，唯见关于其刻工方面的记载较少，就此试谈一二，以做抛砖引玉。
古时镌刻一方摩崖要经过很多步骤，主要有选石选址的确定、不同的上石方法、初刻时试笔试刀及镌刻几大工序组成，因此，介绍摩崖刻石之前首先由选石谈起。予以探讨《石门铭》镌刻的艰辛：
一、 选石选址
大凡造碑树表，其意无非旌表铭功，传世后世。汉《衡芳碑》载：“斯于做歌，用昭于宣，谥以旌德，铭以勒勋。”所以摩崖刻石的首要之事就是选石选址。选石好，字迹能长久保存，行人亦可多见；选址好，石刻便不易遭受风吹日晒，自然永传后世。例如石门十三品中，汉时有人所写的《玉盆》摩崖石刻，原址位于褒谷南三华里水中，长久受到河水冲刷，字迹已模糊不堪，选址欠佳；但由于选石好，加之宋以后游人多在此题字，也得以保存。而《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及晏袤所写的释文，同属云母片岩，石质酥裂，抗腐蚀力极差，两方刻石至今，已大片剥落，残存刻字几不成文，令人痛惜。
故此，摩崖造碑的第一等要事就是“选石选址”，它是一方摩崖存亡的关键。《汉从事武梁碑》中记载：“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黄斑……垂示后嗣，犬世不亡。” 可见古人对此非常讲究。但据实地考察，《石门铭》此处的石壁为石英石，硬度达到莫氏12-13度，可以说比钢铁还要坚硬，刻字非常不容易。刻的劲儿小了会打滑，刻的劲儿大了又会崩出石花，力度很难把握。加之《石门铭》位于人工开凿的石门隧道内壁，洞内岩石节理性强，自然形成的裂隙较多，隧道内壁又有一定的弧度，崖石表面凹凸不平，石花纵横交错，起伏很大，有人称其为“陕南第一丑石”。就选石选址来说，《石门铭》实在选石欠佳，难以奏刀。
据记载，《石门铭》是石门隧道东壁最早镌刻的一方石刻，另外隧道东壁还有：清《汉忠武侯诸葛公八阵图注说》、南宋绍定《曹济之等题名》、清《罗秀书游石门题诗》等，共计十八方。由于这几方石刻体积较小，岩面还是比较平整的，以及和《石门铭》相对的石门隧道西壁的《石门颂》崖面相对也较为平整。而其余的石刻大都湮没于褒河水库当中，不知其他摩崖石刻表面是否也和《石门铭》一样，凹凸不平呢？至于王远当年为何在选石空间较大的石门东壁选取一方“丑石”题字的疑惑，随着石门隧道的被淹，已无从考证了。
二、书丹上石
选石选址确定好，就该磨石书丹了。因摩崖处于山野峡谷中，所以只需选取天然峭壁，稍加打磨或根本不用打磨就直接书丹。镌刻碑石的技法，因上石方法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书丹上石，一种是摩勒上石，摩勒上石要用素油纸覆在真迹上，把真迹摹拓复制下来，然后在纸背面用朱墨双钩一遍，再将朱墨一面覆在涂过墨和轻蜡的石上，使墨迹粘显于石上，刻工这才依此镌刻。（宋以后出现的法帖和摩勒上石的方法很相似。）由于“摩勒上石”使刻者不能随意奏刀，所以上石效果惟妙惟肖。“书丹上石”又简称“书丹”，即在打磨好的岩壁或碑面上先以朱墨书写碑文，然后刻工依次刻石。书丹上石虽然简便，但不易忠于原作。《石门铭》却采用了吸收毛笔成分，不易保留原作的“书丹上石”法。所以无意中对石师的技艺要求就更高了。
三、镌碑刻艺
镌刻技艺源远流长，传播广远。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随中华文化的诞生萌芽，随中华文化的发展演进。旧石器时代的岩画，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刀刻艺术品。如：一九八二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南麓北侧将军岩下的花岗石岩面上，发现了距今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岩画和文字。岩画由农作物、人面像、动物头骨、日月星象等内容组成。因当时对其上的文字尚不能辨读，被称为“中华第一天书”。其刻线深约一厘米，宽约一至二厘米，显然不是金属刀具所为，而是用石刀、石斧一类利器刻、凿而形成的。
到了殷商时期，刀刻的应用更为普遍。先民们在龟甲兽骨上镌刻文图，成为最主要的记事手段。从现今遗存的甲骨文字看，笔划刻划均净纤细，说明商周时人对刀刻技法的掌握，已经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
西周及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青铜器上铸文刻图更为普遍。刀刻技法的应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秦朝时期，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于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出土，世称“石刻之祖”。它标志着我国摩崖碑刻的诞生。从残存 文字可以看出早期石刻的刀法在起承转合间已经很有韵味了。
镌刻是刻石艺术的最后一道工序，古人或曰：“镌字”、“凿字”、“镂”、“雕”等，它包含着书写者与刻石者相互配合的问题，是决定一方石刻优劣的重要环节。如果书丹高超，而刻工粗劣，很难有佳作流传于世；相反，书丹平庸而刻工精湛，有时倒能产生好的作品。刻工水平是决定一方摩崖成败的关键。
汉代时碑刻就有崖师、良匠、石师、工师、碑师、治师等的记录,但史料中明确署名的仅《石门铭》摩崖。石刻后有汉中太守王远亲自所题的：“河南洛阳武阿仁凿字”的落款。可见武阿仁是当时中原地区一个不可多得的碑刻工艺者。他是属于崖师还是良匠？亦或其他？据汉中市博物馆冯岁平馆长考证，据《石门铭》的镌刻的笔法判断，为其镌刻者应该有3——4人，武阿仁是属于镌刻技艺最佳者，属于总负责人一类。也许是其他崖师良匠镌刻完成之后，武阿仁再予以修改。
刻家奏刀于石面，因下刀的方法不同产生刀痕的面貌也不相同，古人镌刻以石为纸，以刀代笔。我就刻石的问题请教过石刻艺人，了解到刻石的工具多种多样。大体分为：凿子、小攒子、牙锤、四棱锤、点锤、刷子等工具。并且石刻艺人分析，在过去，像六百余字的《石门铭》悬臂凿刻，起码需要数月或一年多时间才能完成。古代手工雕刻工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无实物流传，难以断言。不过我们可从后世，譬如明代徽州刻工所用的工具图中可以对古代雕刻工具窥见一斑。
四、《石门铭》刻石中的一些特点
摩崖之石不同于碑石，是自然之石。有石质、地势、地形等方面的差别，在摩崖上书写一要看书写的字体，二要看摩崖的石质、石势。《石门铭》此处岩面如前所述非常特殊。其岩面凹凸不平的原因是因东汉时火烧水激开凿石门所致。仔细一看，有的字是凿于岩石突兀出处：如：“南北各数里”的数字；有的字是骑在石棱上完成的，如：“导此中国，以宣四方”的‘国、以、宣’三字；也有刻于石缝里的字，如：“秋风夏起”的‘秋、风、夏’三字；更有字是刻于石花交错处的，如：“自廻车自谷口”的‘廻车’二字。
文中“诏遣左校领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这段话的岩石位置最为特殊。此处岩面有一倒梯形的裂缝，南北长约22 cm，深约6 cm，而且石花纵横。石师巧夺天工，‘德’字刻在石棱上，‘徒’字刻于石花交错处，而‘人’和‘石’字又分别石花纵裂的左右两边。由于倒梯形裂缝在‘精’字下方，所以从‘解’字开始，该段话整体略微西移，进行镌刻。
纵观《石门铭》摩崖石刻，岩面大的裂缝共有三处，第二十二行与二十三行之间的裂缝纵深全石，裂缝长度达到175 cm——整方石刻的长度。这使镌刻者奏刀更加困难。可以想象，当时在这样一方镌刻石质特殊、岩面情况杂乱无章、变化多端的岩石上镌刻，是需要石师有很大的耐力，不仅要耐心琢磨书者的笔味，更要按照崖石的石质和石势不断调节镌刻的手法，才能完整保留好书者的笔味，刻出一方流传千古的佳作。
《石门铭》全文共623个字，如此一长篇铭文位于光线昏暗，环境阴冷潮湿的石门隧道中，石师悬臂凿刻镌刻时间长了，自然会有一些镌刻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仔细对照，发现有的字还依然能看出修改的痕迹，如“不通者久之”的‘者’字，一撇明显加深加粗过；“永平二年正月”的‘平’字似乎经过修改，隐约能看出是 ‘年’ 字修改而成。当然文中还留有一些错字，如：“经途巨碍”的‘巨’字，多一竖。铭文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也许是因为风化，还有些缺字。如拓首缺一“此”字；第十行“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这段话中，“百”字缺损。明显可以感觉到，后半段铭文不似前半段清晰，更改部分也较多，这是再所难免的。
我们在欣赏摩崖石刻时，不能拘于细节之处，摩崖与碑刻不同，这是它的艺术手法和所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摩崖通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雄厚的金石味，雄浑的自然气息及天马行空的艺术震慑力。很多游客经常临摹《石门铭》，未见原石，就已经对其赞叹不已，待到真正看见《石门铭》摩崖石刻时，其激动之情已无以言表。素有“当代草圣”之称的于右任，尤擅魏碑，而在众多魏碑中，独钟爱《石门铭》。当他于1930年在褒谷石门隧道内第一次看见时常临摹的《石门铭》摩崖石刻时，不禁情不自己，潸然泪下。写到：“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
纵观《石门铭》的刻工，使1500年后的我们依然不得不惊叹武阿仁非凡的技艺，他运钢刀如毛笔，不仅完整保留了王远书写的笔味，而且刀法忠于原作，其用笔轻重，提按顿挫表现得淋漓尽致，充满阳刚之力与阴柔之气的和谐统一，被称作“书刻俱佳的艺术珍品”，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上一座永远屹立的丰碑！（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