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世纪晋朝重修栈道之后，石门和褒斜道的历史渐趋衰落。几十年以来，时称梁州的汉中石门遂道和周边地区，从一个短命王朝的控制下转入到另一个王朝的控制，直到被东晋管辖，后终归于南朝统治，南朝统治者建都在遥远的建康（南京），对褒斜道的修复少有兴趣。然而，由于少数民族的频繁起义和鲜卑拓跋族于386年建立的北魏王朝军队入侵的威胁，位于南朝领地西北方的汉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495年开始，时在南朝齐统治下的汉中，再一次遭到北魏军队大规模的侵略。504年，建立不久的梁朝因汉中守将的过失，割让梁的领地汉中给北魏。
几年来，汉中宏大的修路工程，没有受到梁朝收复汉中而与北魏之间的战争和氐族起义的影响，一直在进行着。公元509年，一个叫王远的小官吏写成《石门铭》并刻在隧道东壁，与正对面的《石门颂》在视觉和文学上遥相呼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石门铭》原文，它一反此前作品评价栈道修建只论政绩的惯例，而将此次修建评述为一件了不起的功绩，并将读者的视线严格地引向褒斜道沿途的景观。
石门铭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廻，戎夷遞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磵阁堙褫，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蘿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盤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磎栈壑，砰险梁危，自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輈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罽牦之绕，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迺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汧陇，东控樊襄。河山虽险，汉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壃。永怀古烈，迹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窿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驷牧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
魏永平二年太岁已丑二月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 石师河南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504年，汉中守将叛梁降魏，使北魏获得汉中。五年后，王远受命书写的《石门铭》，不亚于王权的敕令。当时，拓跋迁都洛阳，孝文皇帝的汉化政策尽管受到部分拓跋贵族的反对，但仍然良好地运行着。尝试征服南方开始于孝文帝，他的接班人宣武皇帝（499-515）继续进行。也正是在此时，龙骧将军羊祉被派遣担任辖有汉中的梁、秦二州刺史。尽管褒斜道的一些路段在504年北魏控制汉中以后已经恢复使用，但羊祉发现石门隧道被堵塞，旅人只能沿着隧道以北一里盘旋交错的险路前行，羊祉上书重修此道，507年9月得到诏命，次月动工。
《魏书》称此工程为“开斜谷旧道”，斜谷旧道即褒斜道的另一称谓；但羊祉建议并修建的褒斜道比修复旧道要宏大得多。这条路像以前一样起自褒河，但在留坝（今姜窝子）转向西北，然后到迴车，与今凤县到宝鸡的古陈仓道相重迭。尽管褒斜道的名称保留下来，但这条路再也没有通过斜谷，迴车约距汉中115公里。留坝到迴车需要修建全新栈道超过39公里。
除了建路以外，羊祉还修复了石门隧道，羊祉的属吏之一王远撰写此文以兹纪念。与给予杨孟文过多溢美之词的《石门颂》相比较，《石门铭》对羊祉的颂扬不大热烈。据草森坤一推测：给他带来荣誉的修路奏折似为王远代笔；王远在颂词中对他最好的颂扬就是用他的远亲羊叔子（221-278），来比拟这位刺史。我们所知道的羊祉生平可以解释这些。《魏书》“酷吏”中，羊的政绩阅读起来不令人愉快，他是一个崇尚法家的酷吏，仕途劣迹斑斑。他强迫俘虏做私奴，后因此而被告发；他还侵吞公款建私宅。
《石门铭》称诵的真正英雄是从洛阳派出监管修路的左校令贾三德。修路工程之完善，正是得益于这位杰出的领工师。王远将他比拟为鲁班和蔡伦——古代木工业的泰山北斗和造纸业的鼻祖——使得“四民富足，百姓息肩”。皇帝诏书中特别指派的贾三德，在北魏迁都洛阳的大型工程中一定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管理者和老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所荒芜的城市就建起了许多寺庙和宫殿。木构建筑技术被应用到栈道的修建。被派往褒斜道的百名石师也似乎带来了他们先在前都城平城（山西大同）外的云岗，后在洛阳附近的龙门佛龛开凿中所磨炼的技能。同时由万名囚徒承担修路的体力活。正是这些石师掌握了建造栈道的支架和横梁所需要的清理岩石和钻柱孔的特殊技术。
王远《石门铭》所记载的事件，恰如几个世纪之前《石门颂》的记述一样，这两篇碑文的基础结构亦相类似—都是带有颂词的一篇文章。但是，《石门颂》不同的或更合适的标题应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王远的标题《石门铭》指向一个地方，而不是一个人。“铭”的基本含义是“铭记”，《礼记》和其他早期的文本中，“铭”指的是在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作为一种文体，刘勰的解释为：“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刘勰引用的“铭”，指的是被刻在青铜器、乐器、铸像、兵器和马车以及黄帝的供台等实物上的文字，饰以铭文的实物被赋予道德勉诫的意义。“铭”也可以写在建筑物和地理原址上，如东汉作者李尤（55-135）在浅滩和山口所写的铭文。除此，刘勰还罗列了秦始皇造访过的石碑“铭”目，历史学家班固所写的燕然山铭文；这些石刻铭文记载了要事曾经发生的地方，而非装饰性实物。
正如刘勰所记载的实物和原址上的“铭”一样，王远《石门铭》的意义也决定于它所在的空间位置。只有当代词“此”明确指向石刻原址时，碑文为首的两个单词“此门”（石门）才显得有意义。也有刻在其他地方，或以手写的或打印的方式传播的文字，但它们的指示性将不复存在。尽管王的《石门铭》沿用《石门颂》的模式，赞扬了在隧道和褒斜道历史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人物，但后面的韵文却与献给杨孟文本人的《石门颂》不同。王远提到大禹开凿龙门和汉朝开凿隧道的历史，还用最后几句描述了隧道周围的景致。因为一个读者在未进入隧道之前，首先会看到石门石刻所在的景观：浩淼的河水，森林般的崖岸，伸向远方的栈道和沿着栈阁行驰而过的大车。写景不是王远的文学独创。六世纪早期，山水诗兴旺，在中国南北方相对地形成一个新流派。尽管《石门铭》仅有一小段使用了山水诗的语言，但王远可能曾是石刻景致中第一个写诗的作者之一。
《石门铭》不同于石门早期碑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王远对贾三德这样拥有特殊技能的人表达了敬意。盛赞工艺技巧的重要性可能是此碑文另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包括从洛阳派往褒斜道工作的石师之一，刻者武阿仁的姓名。象在他们建造的祠堂里留名的东汉石师一样，武确实拥有所谓的“名匠素养”。尽管一个文盲刻工也能将写好的文字镌刻在石壁上，但是一个会写字的刻工更能表现文字的笔画顺序和对错正误。作为洛阳本地人，武阿仁毫无疑问地积极参与了新都和它周边地区的刻石工作，掌握了凿刻技能（如同他的书艺一样好）。
被派到石门的武阿仁带来了从北魏都城建设中获取的最新技能。当王远决定在隧道刻碑的时候，武阿仁拥有的技艺应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尽管从碑文中仅有的两个动词推知，王远一直被看作《石门铭》的作者和书者，但像大部分中国文言短语一样，“乃作铭”没有明确动词“作”的主体，为作者是其他人留下可能。末尾“王远书”明确了是谁书写，但“书”有两层含义：“写一篇文章”和“书写书法”。然而，在缺乏任何其它的捐款人或参与人姓名的情况下，就有理由承认王远既是作者又是书者的传统说法。仅通过石门而知名的王远，是山西太原人，大概在那儿学过书法。然而，正是在六世纪早期铭刻背景下，王远终其一身的书法印记，为我们再现了北魏的书法历程。
迁都第一个十年中，洛阳石刻借鉴了两种不同的题铭传统和刻石方法。第一取自于幸存于世的汉、魏、晋纪念碑上的书法，包括镌刻于二世纪的方正隶书《石经》。在木简上，尽管一些笔画加宽渐尖，但能看见的显著的转笔通常缺失，而凿刻产生的视觉效果——不再方正的点划和鲜明的笔“锋”——比毛笔容易产生的效果明显得多。在孝文皇帝汉化政策统治下，发现于洛阳的较早朝代的题刻制品营造了一种权威氛围，在许多场合中它们被指定为公共书法的楷模。这个在495年的龙门古阳石窟《牛橛造像记》中能看到。这里,起笔明显和三角形划与几世纪之前的洛阳皇家石碑中的隶书相似。而同时，这一碑刻也显露出新近成熟的、后著称为“楷书”的“真”或“真隶”的一些元素：隶书凸出的波划被抑制，横划向右上倾斜，竖划通常比横划着墨浓厚，复杂的用笔形成了许多诸如“嘴”偏旁一样的“肩胛结构”。洛阳大约同时期出现的一种书体与南方一种绚丽的毛笔字体相似。508年的《元祥墓志铭》中，刻工迅速调整笔尖压力忠实再造了细微渐尖字体。这种书法表明，刻工的錾子被放进毛笔里，刻工通过腕和指头的微小变化，将文字刻录在石板上。
与相关的都城刻书比较看出，王远的《石门铭》属于龙门石刻和墓志铭中使用过的“真”或楷类。横划向右上倾斜，竖划以尖钩收尾以及明显的口形“肩胛结构”，都表明王远已掌握了北魏都城成熟的书法。但是他的书法因受洛阳石刻影响，结构和用笔都显得无拘无束。不同于《牛橛造像记》或《元祥墓志铭》里的字体，王远《石门铭》里的字体摆布松散。观察竖行——当碑文以拓本被研究时，竖行的视觉效果几乎全部丧失——每一字似乎都按不同的轴线排列，竖划左斜还产生了文字严重的后倾。碑文越往后横竖划摆布越变得少有规律，字体更为靠近。
与洛阳书体最大区别是《石门铭》的字形轮廓柔弱、笔划开头和收尾较为圆钝，这在都城中还没有类似的碑刻，而恰好在石门隧道的内壁就有这种刻书形式的一篇不朽碑刻。王远的字体结构是北魏的楷书，但是用笔类似于《石门颂》的中锋用笔。王的书法的确展示了更多的运笔转折和繁复，但像早期碑刻的书面实例一样，汉《石门颂》的书法一定曾是一个重要的典范，《石门铭》也成为一个地方书法范例的一部分。王远可能希望成就的是一部与《石门颂》共鸣的文本与视觉俱佳的作品，一篇读者从隧道西壁到东壁欣然理会的碑文。
刻工武阿仁在完成碑文的视觉形式方面有什么贡献？武尽力将王的许多笔迹变成刻线，在很多段落里明显地看出武通过改变雕刻压力仔细地再造了字体的细微伸缩——这种毛笔书写容易产生的效果，在石头上刻书却需花费大力气。其中最精彩的就是文末“洛阳”二字的速笔挥写，王远挥笔连写，象书写草书，并介绍了此种不寻常书体的刻者武阿仁故乡的名称。
羊祉倡议的重修褒斜道工程是中世纪时期石刻记载中较大的最后一次。因此，把最后的赞美词送给致力于修路工程的百名石师和万名刑徒的管理者，王远称赞的能工巧匠，贾三德是当之无愧的。《石门铭》右侧刻着一篇短文，时称《石门铭小记》：
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工至二年正月，讫乎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 □□ 矣哉!后之君子异事同闻焉。贾哲字三德，贾三德名哲，不单单是一位高明的工程大师，还是一位对历史的特别巧合而警觉留心的读者。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镌刻在石门隧道西壁的《石门颂》，引导读者思考这个史实：即隧道首次开凿于东汉永平年间，而它的修复工作完成在他称为“大魏”的北魏永平年间。这一史实首次在石门，或许也是首次在中国，通过两块不同时代碑刻的互文性，来说明同一问题。尽管两者之间有少许风格差异，例如斜划末端的延长，但贾三德短文的书法还是类似于王远的书法，这篇短文或可提高贾亲自书写的可能性，从而在石门的历史上铭记这位工程师——作者——书法家的风采。（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