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148)镌于陕西汉中褒谷石门隧道西壁的摩崖石刻,通高315厘米,上为题额,高54、宽35厘米,作2竖行,行5字,字径8至14厘米；下为正文,高261,宽205厘米,计22行,行30、31字不等,字径 6至7厘米；总计617字,虽有个别字漫漶,但皆可识读。
此摩崖的题额云：“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此即正名。宋洪适《隶释》首称其为“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后被简称为《石门颂》。世代相沿，今已举世公认，笔者亦沿用此名，取其简约也。1970年,因建修石门水库,遂将其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供游人观览。其内容记述东汉顺帝时司隶校尉杨孟文疏请修复褒斜道事,兼述汉明帝诏令凿通石门(我国最旱的隧道)及修治当时汉中通关中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之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其文字作为汉代隶书的载体,向为书坛所推崇。有清一代,随着碑学的崛起,其声誉日增,今已蜚声中外。笔者因有地利之便,曾与之朝夕与共,在此拟就其书法艺术的魅力及其书者的卓越建树试陈拙见,以就教于方家及同好。
一.《石门颂》的艺术魅力
首先,《石门颂》作为摩崖体系的汉代隶书，以其纵放不羁的野逸之趣独树一帜。
考我国汉字演变源流,由最初“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字,到纯粹符号化的今字,其间的变化十分复杂,而篆隶之变堪为诸变之最著者。只有隶书的萌生，才使汉字象形的意态逐渐淡化，也才使“随体诘诎”的圆转笔逐渐解散为方折笔，进而构成方块状的雏形。
关于隶书的萌生,古今论说不尽一致。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徒隶也。”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后魏江式〈论书表〉》亦云：“隶书者，始皇时卫吏下邽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凡此，皆以为隶书肇始于秦也。近世，在考古实践中，随着大量简牍的出现，这一传统的看法似应有所改变。如今人徐畅《春秋战国刻石简牍帛书书法概论》一文所云：“《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等都已是规范化程度很高的古隶……这些似篆似隶、篆隶相掺、已有隶书笔意和结体的书体，把古隶的滥觞期提前到战国中晚期”。《书法报》1998年4月20日2版毛峰《青川战国木牍书法》一文也说,该木牍“字距宽于行距,已开启了汉隶布局先河”；“起笔使用藏峰，且有明显的蚕头，左长撇已被汉隶所继承,笔势、笔顺、笔划的连接方式为汉隶创造了模式。”又据何应辉《论秦汉刻石的书法艺术》一文论述，大量简牍、帛书证实：“至迟在西汉中期昭、宣之际,(汉字)已步入左挑右波、形体趋扁的成熟阶段而形成八分书体。约在西汉末期的武威《仪礼》简,则已发展到讲求结构、饰行的工整,字间与行间疏密对比而接近东汉晚期碑刻上高度成熟和艺术化的八分了。”可见早期萌芽状态的隶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八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段论述中所称“东汉晚期碑刻上高度成熟和艺术化的八分”,就包括着《石门颂》在内。不过,当时见于碑刻的八分汉隶多系中原和齐鲁一带的汉碑,诸如东汉建宁元年(168),立于山东汶山县的《衡方碑》,建宁二年(169)立于曲阜孔庙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立于陕西合阳的《曹全碑》,中平三年(186)立于山东谷城(东阿县)的《张迁碑》等等。这批汉碑虽有风格之不同,但其笔划、结体、章法,皆以其庄严的法度称著于世。凡学子入仕者,必取此道,堪为八分汉隶之正宗。
与上述官定书体对应的另一种汉代刻石,其文字虽不失为汉隶的风范,而其笔划、结体、章法,往往自成一格。因其远离朝廷,多分布于边远的山野之间,较少受到法度的约束,而以纯朴的野逸之趣引人入胜。这类石刻亦常见不鲜,从而构成汉刻之中的另一大宗,而汉中褒谷的石门汉隶摩崖堪为其冠。这批摩崖中的《石门颂》,以其纵放不羁的野逸之趣尤为瞩目。清人王昶称其为“东汉人杰作”,可知在为数众多的汉隶刻石中,《石门颂》却出类拔萃了。
更重要的是,《石门颂》以其独特的风韵向有隶草之誉。
考“隶草”之称，肇自东汉赵壹《非草书》一文，该文云：“盖秦之末，刑峻纲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这里的隶草,系指章草而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当是命字,非年字。---笔者注）、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隶中之草也。”今人范韧庵、李志贤《书法辞典》亦谓“《石门颂》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日本著名汉学家兼书法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一行多人，于1985年春来汉中,在他游石门题诗中有“蜀道摩崖隶草奇”之名句,诗中的“隶草奇”,自然包括《石门颂》在内。这里的 “隶草”,既非章草,亦非今草,当有其特定的涵义：
1.《石门颂》镌于石门隧道西壁,其表面并不像一般石碑那样光平,也势必不能依循书写石碑的惯例而分行布白。好在书者在书丹时很善于因地制宜地施展技法,从而使整个摩崖富有别开生面的野逸之趣。乍看起来通篇疏密相间,有竖行无横列,且字形大小参差不齐,而细加品味,却又自然得体,气势恢弘。
2.《石门颂》中,“命”、“升”、“诵”三字,垂笔甚长,特别是“命”字,长过二字之多。康有为谓此三字垂笔之长,与《李孟初碑》中“永兴二年”的“年”字相同,故同为隶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命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寸者,盖指此《颂》也。然此处特因石理剥裂不可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今人湛希宝举汉简为例论之曰: “‘命’字垂笔之长就是受简书影响而出现的。‘命’字不遇‘石理剥裂’处,仍极有可能出现长垂笔。”
以上诸家所云,看似各有所据,然而,皆未能令人信服地破解“命”、“升”、“诵”三字的垂笔甚长之谜。试想《石门颂》全文六百余字,何以只将“命”、“升”、“诵”三字的垂笔拉得很长?盖此三字在书者心目中,有一种极为神圣的特定涵义。“高祖受命”,象征着天意。《尚书·诏告》:“惟王受命”,孔氏传曰:“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向惟王受之”。所谓“高祖受命”,即指汉高祖刘邦受命于天,或者秉承天意,与下句“兴于汉中”相衔接,言发迹于汉中而定天下。这个“命”字自然关系重大。书者预先将命字安排到石理剥裂处,书写时将其垂笔拉长至二格许,恰填其空。这一垂笔不仅破格的长,而且笔力十分厚重,意味着汉王朝久远不息也。以此理推之,“世世叹诵”的“诵”,其垂笔之长,预示后辈对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孟文其人的功德长诵不已也。而“王升”的“升”字,其垂笔之长,既表露书者对顶头上司汉中太守王升的崇敬,又隐喻太守官位的升迁。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门颂》后文中，另有“赵诵字公梁”之“诵”，这一“诵”字的垂笔却未见拉长，可证前一“诵”字的垂笔之长并非随意而为。至于“王升”与“赵诵”同为人名，何以只将“王升”的“升”字垂笔拉长？这自然是王升与赵诵两人的地位不同而有尊卑之别，故也。总之，“命”、“升”、“诵”三字垂笔之长，原系书者随事喻指之情在笔下的流露，当属书外之因。翁氏所云“非可以律隶法”之语,犹是中肯之言。
再者,“命”、“升”、“诵”三字的垂笔之长,与《石门颂》有竖行无横列的布局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比起那种横有列、竖有行的馆阁体,可称是“离经叛道”了;而这正是书者不墨守成规,寓情于书,勇于创新的成功尝试。
3.《石门颂》镌于石门隧道内壁,虽属摩崖之列,而又与常见的直接镌于崖壁间的摩崖石刻有别。据实地察勘,隧道底部至顶部之高约4米许,其上部呈拱形,试看《石门颂》与《杨淮、杨弼表纪》的表面皆有弧状,即为隧道内部的原始剖面。再看《石门颂》的题额:“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恰在弧状的部位,其字径虽比正文大了许多,而笔划反比正文纤细。可以想见书者在书丹时,因受隧道顶部的限制,必然身体后仰,尽力扬臂向上而挥笔,毫端所及,自然非同寻常。所以题额十字之纤细,当是书者在特定情况下因书写势态所致。类似事例亦当属书外之因,非隶法所循。
就整体而言,《石门颂》的笔划所构成的线条,以其瘦劲、凝练、灵动,富有活力而称奇。其横、竖、撇、捺、点、挑、角、勾,皆出于汉隶之法则,而比之常见的汉隶,更富于变化,也更有丰采。在此,不妨举例而述之。
例一,《石门颂》中,同一字时常二次或多次出现，而书者以其娴熟之技法使其容貌各别。如九个“君”字、六个“道”字、八个“字”字、五个“安”字、四个“汉”字等等相同之字,字虽同,但在用笔和结体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别。尽管相同之字达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之多,也绝无例外。而且,同一部首的多字,如六个“道”字和两个“遣字”的八个“辵”部,写法和意趣各别；八个“字”字和两个“守”字的十个“宀部”,其两侧的下垂笔长短各异,且各具篆意,上面的点,或正或欹、或直或弯、或断或连,其间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没有绝对相同的点。此乃功力使然,毫无半点虚假。大凡著名的汉碑,皆不乏重字异写之先例,但比之《石门颂》却有逊色。重字异写,全仗书者瞬间的巧意安排，这种巧意，在 《石门颂》中可谓登峰造极了。
例二,《石门颂》中的主横笔最具丰采,如“章”、“卓”、“安”、“上”、“其”、“有”、“者”、“毒”、“晏”、“而”、“平”、“升”、十二字(实际还很多),不难看出其横笔的奥妙。同是落笔的上挑,而相互有别;同为横笔的波势,而各呈其姿。善隶者,尝称这一横笔为主笔,多刻意着力于此,致使其模式化，难免入俗。似《石门颂》这般意态相宜又脱尘出俗，却殊实难得。
例三,《石门颂》中的多数字,结体宽博,加之点画匀称、丰润,且笔力遒劲,意到笔到,显得黑白分明,天清气朗。仅以“惟坤灵定位川泽股躬”诸字为例可藉以窥见大篇刻字的势态。另有少数刻字,字形相对较小,而字势毫不逊色。如“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等字,此属《石门颂》正文之后叙说承办者职衔、姓名的一段文字,因承办者系太守下属公务人员,故比正文低二格,且字形亦略小。再如汉《西狭颂》摩崖正文后的《题名》,也作如上之处理,此乃时俗使然。但在《石门颂》正文中,也有字形偏小的文字,如“木石相距、利磨确盘”等字,其意在于叙述子午道之艰险,按理不宜缩小。究其原因,或系书者任情挥洒心手两忘之故。
例四，《石门颂》中,虽不乏笔划稠密的繁体字，但就多数字而言，似有力求简约之趋势，如“荫”、“德”、“宁”、“继”、“毒”等十二字。从中不难窥见汉人去繁就简的风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汉刻中,亦有类似情况出现。如镌于今甘肃省鱼窍峡中的《西狭颂》摩崖,也有许多简笔字。这些简笔字,肯定是时之流行字,书者基于达意之宗旨,不假思索,信手而书。笔画虽简省,但无空疏之感,仍不失中和之美。此乃技法娴熟使然,大凡善书者,必长于此道。
例五，《石门颂》中，有些字的运笔已有行书意味，如“更随围谷”之“随”字，“途路涩难”之“路”字，“故司隶校尉”之“故”字，“魏整字伯玉”之“整”字，此四字右偏傍的“攵”，皆系今之行书；又如“绥億衙疆”之“衙”字中间上部的“五”和“政与乾通”之“乾”的右上部写法亦同于今之行书。以行书的部分笔画入隶，《石门颂》堪为嚆矢。无怪乎其以隶草特色享誉书坛，“隶草”之说反映识家之共识。
上述诸例,归结起来似可说明《石门颂》这方摩崖,无论在笔画、结体、章法乃至用字等等方面,是富于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无规可循,全凭书者即兴处置,就像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灵感那样。这是难度很大的。杨守敬《评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清人张祖翼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这说明《石门颂》的魅力,足以使临习者馋涎欲滴, 惟因其高深莫测,以致望而却步。《石门颂》在隶的范畴内那种不断变化的千姿百态,确实难以捉摸,世称其为隶中之草,抑或基于此因。
二.《石门颂》书者的卓越建树
汉隶见之于石刻者,多不署书、刻者之名,此乃时风使然。今人虽不胜惋惜,但也无可奈何。好在《石门颂》正文之后的一段款文隐约道出书者之名,堪为幸事。此文中的个别字比较冷僻,为便于识读,统按今字录之：“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强字产伯,书佐西城王戒字文宝主。”“主”者,掌管或主持之意。《孟子·万章上》：“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堪为其例。在此指负责操办刻石之事。“五官掾”与“属”，皆太守翼辅之官。杜佑《通典》卷33《职官十五》：“五官掾，后汉有之，署功曹及诸曹事。”《后汉书•独行列传》记曰：“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也。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于是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傍，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由这一事例中，不难窥见五官掾之职在府署中的地位。书佐乃汉代郡县各曹的书吏，专司缮写文书事宜。在《石门颂》中，书佐王戒其人，能与五官椽、属诸吏共同操办刻石之事，当有其因。就各人职能而言，五官椽赵邵，以其职权之广，必为统领其事者。属晁汉强其人，作为属吏，是听命于五官椽的，即遵照五官椽的部署，承办有关刻石的具体事务。书佐王戒其人，以其善书之故，书丹者，则非他莫属。这样一推论，《石门颂》的书者，总算留下了自已的名讳。至于刻石者为何人？仅据现有资料，是无从得知的。
在为数众多的书佐中，王戒能被遴选为《石门颂》的书丹者，其书艺之超群是显而易见的。而王戒如何完成这一庄严的使命，则鲜为人知。
这里不妨追溯一下汉人的书写习惯。据南朝齐人王僧虔《论书》所云：“伯喈（蔡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7]所谓“流纨体素”，即指洁白光滑的绢帛也。此为蔡邕所使用的书写材料；而且非此“不妄下笔”。蔡邕生于仕族，六世祖蔡勋，西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时，避世，逃入深山，不仕新朝。父蔡棱，亦有清行，谥贞定公。蔡邕本人，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且工书，隶尤精。灵帝建宁三年（170），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汉书•百官志二》：“议郎，六百石……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据此可知，议郎的品秩虽不高，但在天子左右，时可面君。建宁四年，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等情，会同堂奚典、杨赐等人，奏求正定《六经》（实为《五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于太学门外。观视及摹写者，车乘千余辆。
蔡邕平日书写，“非流纨素体，不妄下笔”。可以想见他书写《经》文，必然命匠先将碑面磨平；在书写中，又将石碑放置在最佳部位，且随时予以调整，以保持良好的书写势态。而这一切，《石门颂》的书者是无从享有的。《石门颂》摩崖位于石门隧道西壁，而隧道内的崖壁是固定的，不可能像书写石碑那样，随意调整其高低及倾斜度。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或立或蹲，或俯或仰，要不断变换身态，而且要凌空操作。这一切，与其说是书写，倒不如说是从事笨重而危险的苦役。面对此役，且不说像汉时蔡邕之辈的士大夫阶层，就连时下稍有名气的书家，也鲜有乐于一试者。汉人王戒，毅然担当此任，一则受其上司王升的差遣，不容推却；二则，以其工书之故，有幸被遴选为《石门颂》摩崖的书丹者，虽苦而乐。归根结蒂，他是一位受人役使以缮写为职能的普通劳动者。他在平凡的劳动中，不仅有其辉煌的业绩，而且显示出他杰出的才华和造诣。（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