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穿越秦巴的诸条交通道路重要的发展时期，前后屡次开通或修筑，文献记载颇丰，留下的诸如石刻、考古等实物亦众。该地区石刻，多东汉摩崖石刻，这可以笼统称为蜀道石刻，近年来书法、历史学界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些石刻中，汉中、武都二郡的石刻比较特别，不光绝大多数属于摩崖，而且内容基本是修路纪事或歌功颂德之类，从而构成了独特的石刻文化。以往众多学者们做过许多研究，但仍有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对这些东汉石刻再作考察，探讨这些石刻所反映的诸多问题。
一.东汉二郡石刻序列及内容
地理条件是制约古代交通发展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西南巴蜀地区，因偏居一隅，多山多水的地理条件，使修路者要么是望而却步，停留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要么是凿路开通，但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远高于平原地区。这种现象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还依然如此。蜀与中原的联系，秦岭、大巴山是其最大险阻。尤其是秦岭地区，山高沟深，河多水深，形成了难于上青天的地理环境，所以当时来自它的挑战是最严峻的，而修筑穿越高耸入云的秦岭之道路，是秦汉两代道路建设者们伟大工程业绩的证明。地处秦岭中西部地区的汉中郡、武都郡，为蜀与中原最为便捷、必经的地区，因而秦汉时期不断有修筑道路的壮举。
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汉中郡，西汉时辖西城、旬阳、南郑、褒中等12县，治所在西城县（亦作西成县，今安康市汉滨区中渡台一带）；东汉时辖南郑、褒中、沔阳等9县，移治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辖境略大于今安康、汉中二市。元鼎六年（前111）始置武都郡，辖武都、故道、下辨道等9县（道），治所在武都（今西和县南）。东汉建武中，移治下辨道（今成县附近），辖下辨道、武都道、羌道等7县（道），郡境相当于今陇南地区。从文献记载看，汉代二郡的石刻，主要分布在汉中郡褒中县、城固县（亦作成固县），武都郡的下辨道，其地理区域基本上处于汉中盆地和成县盆地及其边缘，大致范围可定在秦岭山脉的西部，略同于香港严耕望教授所说的秦岭仇池区。
按时代序列，现将二郡诸种东汉石刻综述如下：
1．《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简称《大开通》。按照“九年四月成就”看，它刻成时间应在永平九年（66）四月竣工或稍后，原在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之南270米的山崖间，1970年凿移至汉中市博物馆，今陈列于该馆石门汉魏十三品陈列室（以下几种褒斜古道的石刻，均是如此，兹不赘述）。
这种摩崖石刻，详细记述了东汉永平六至九年，以汉中郡为主，今四川盆地三郡参与其事，耗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开通褒斜道，“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达到了修路开道的预期目的。
2．《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 俗名《石门颂》。建和二年（148）仲冬上旬，镌刻于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石门之西壁。顾名思义，此为杨君所作的颂，非赞颂石门之凿通。石刻记述的是，汉中太守王升（字稚纪），“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所推许之君，指的是故司隶校尉杨涣（字孟文）。原来杨氏看到子午道复循后，“愁其之难，焉可具言”，于是“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之后，褒斜道终于复通畅达。不过，它还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从汉高祖至汉永平年间穿越秦岭四条道路的历史，以及王升派遣诸人，“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的历史。如果说《石门颂》是书法上“汉隶之极作”，那么它同样是历史信息量极大的汉代实物资料。
3．《李君通阁道记》 又名《李君表》。永寿元年（155）刻，原位于石门洞西壁。此刻记载右扶风丞李寿（字季休）“始解大台长，由其修阁道忧勤，万民欢喜，行人蒙福。”一般认为“原刻无题”，碑帖专家张彦生说该石刻正上方有“表”字下半部，据实地考察，原刻上迄今仍保存“表”全部，非下半部也。
4．《惠安西表》 俗称《西狭颂》。建宁四年（171）六月十三日刻。这种石刻由正文、五瑞图、题记等部分构成，几者合为有机的整体。除题记类似于落款外，正文大致为武都太守的生平事迹，还重点叙述了“鐉烧破析，刻臼磪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坚固广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欢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风。”于是刊石歌颂李翕主持修路通道之功。五瑞图绘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和甘露，与正文珠联璧合。
5．《析里桥郙阁颂》 简称《郙阁颂》。建宁五年（172）二月十八日刻，原在陕西略阳北徐家坪，1979年修路时被炸，其残石保存在该县灵岩寺博物馆。它记述的是，析里、郙阁“自古迄今，莫不创楚”。建宁三年二月，李翕“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至终修成了析里大桥和郙阁。它既作颂，颂扬李翕的修路之功，又慕君靡己，作新诗以赞叹。
6．《天井山记》 建宁五年（172）四月廿五日刻，原在西狭天井山下，今已无存。据洪适《隶续》载：李翕“鐉烧西坂”，“坚无舀溃，安无倾攀，四方赖之，民悦无疆，君德惠也。”于是刊勒纪述，以示万载。全篇以记为主，意在反映此次修路之前后历史。
7．《杨淮杨弼表纪》 简称《杨淮表纪》。熹平二年（173）二月廿二日刻。当时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珪），“谒归过此，追述勒铭”，要言杨淮（字伯邳）、杨弼（字颖伯）之生平事迹。按照石刻文字，“归”当指从京师返回与二杨相同的楗为郡；“此”应为取道褒斜道经过的石门隧道，这是他“见杨氏（指杨孟文）开通石路之刻，有感而发，详述其门阀，非过墓之谓也。”而二杨是杨孟文的元孙。
8．《汉武都太守耿勋表》 简称《耿勋表》。熹平三年（174）四月二十日刻，在天井山南侧崖壁上。从石刻内容看，熹平二年，耿勋接任李翕为武都太守。全篇记述其身世、功业，赞颂其布施仁政、惠泽一方的伟绩，虽然极尽赞美之能事，但实际上是一篇较为详细的耿勋传记。
与上述摩崖不同，《仙人唐公房碑》则属于碑碣。它原在城固县许家庙唐仙观小学内，1970年移至西安碑林，今陈列在该馆第3室。汉中太守郭芝（字公载），“修北辰之政，驰周邵之风，歆乐唐君神灵之美，以为道高者名邵，德厚者庙尊，乃发嘉教，躬捐奉钱，倡率群义，缮广斯庙，接和礼福，布之兆民，刊石昭音，扬君灵誉”。唐君，即唐公房。全碑所言，皆是唐君的生平事迹，即由此衍生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碑阴署多人姓名。
汉中郡还保存传为汉代的几种大字书石刻，分别是《石门》、《石虎》、《玉盆》和《衮雪》。“石门”与《石门颂》中二字风格相近，应为汉代擘字书；《石虎》落款“郑子真书”，今汉中市博物馆藏“郑子真故里碑”，原褒谷口也有其“垂钓台”。史载郑子真曾隐居于谷口，看来其当为汉代石刻。不过汉代谷口，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口镇一带，故《石虎》是否确为汉代石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民间传说《玉盆》为张良所书，惜无任何确证，但从损蚀程度看，当不逊于汉代石刻。而妇孺皆知的《衮雪》，传为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第二次来汉中时所书，该石刻有后人所署“魏王”，有学者认为宋人所书，]恐非实情，当为汉末或稍后石刻。
.东汉二郡石刻反映的历史问题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穿越秦巴山地的交通道路，大致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在人类漫长的早期历史中，人类沿着河谷不断迁徙、移动，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这种道路是自然状态下的山间不成规模的道路。
2．经过无数次踏勘，先民们创造性地踩踏出条条通路，在战国中后期铁器普遍使用之后，除险凿孔，架设栈道，并四通八达。
3．栈道屡废屡兴，多次维修，或新辟道路，如唐代文川道等，但它易损易毁，工程量巨大，亦极为艰难，且道路形制不断被碥道所替代。
4．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川、陕、甘毗邻地区出现了近、现代公路，以至现代高速公路。
关于第一阶段，《石门颂》首段：“惟坤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就是这种道路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总结。这与恩格斯所说的，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而是“沿着河流和海岸”移动、迁徙的理论，两者基本上相吻合。
在人类有意识大规模开通秦岭间诸条道路之前，其西还存在一条羌人迁移之路。这条道路或因及彼的原因梗塞之后，人们才不得不开通视作畏途的秦岭间之道路。如前所述，秦岭间沟壑纵横，山高谷深，蜀道之难难于青天。地理条件对道路的凿通之影响巨大，因此，战国之前开通的道路，基本属于自然状态下的山间小道，绝不可能是坦途大道，即便有修路之事，那至多是对个别路段进行一些整治而已。
如果说铁器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变革，那么铁器的普遍使用，则为蜀道沿途出现前所未有的道路形制——栈道提供了可能。《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河渠书》说：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就是见诸史籍的记载。现在看来，至晚在秦代，穿越秦巴山区的诸条道路业已开通。需要指出的是，秦岭间的栈道，屡废屡兴，屡兴屡废，通塞无常。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两汉时期，秦岭间的道路，除刘邦在不得已的情况取道子午道、陈仓道外，西汉时期仅有汉武帝时大规模修治褒斜道的史实：有人上书说到达蜀道，“从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加之可以通漕，武帝认为然可，遂拜张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这似乎说明当时已有“运输路线的规划”。从修筑“五百余里”看，除褒斜道全程外，还有延伸。从“道果便近”看，当时只是修筑了陆路道路，而水运则没有达到目的。东汉时期，仅从二郡的石刻看，修路十分频繁，这不仅因为道路需不断养护、维修，同时“西夷虐残”，道路时被阻断。因此，每遇阻塞时，即会进行修整。而三国之后，这一地区又陷入混乱的民族争斗中。所以，从修路之频繁，修路之区域来看，东汉时期是蜀道交通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二郡的交通在蜀道区域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汉褒斜道上的石刻多于故道上的西狭石刻，说明褒斜道的重要性要高于故道。如《大开通》记载的，永平六年至九年修筑褒斜道，除参与修道的汉中郡外，尚有四川盆地的广汉、蜀、巴三郡，可以说集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人力，再以耗瓦、用钱数量看，工程量是十分巨大的。当然褒斜道全程470里，这次修里程达258里，包括栈道623间、5座大桥，占全程的55%，这还不算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共64处建筑。再如《石门颂》所言，永平年间修通褒斜道后，“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道得通，但其迂回险状，不可触目。杨孟文力排众议，“废子由斯，得其度经”，使褒斜道替代了子午道，成为穿越秦岭的主要道路。如果说前者是皇帝下诏修路，那么这次同样是“帝用是听”。李翕先后修西狭栈道、析里桥郙阁，解决了武都郡的交通问题，但这毕竟是一郡之主所主持修筑的，其作用应远逊于褒斜道的修葺与畅达。进一步推断，褒斜道是国家政令畅通、商贾往来的一条道路，是中原联系蜀地的至为重要的主干要道，而西狭所在的道路，则是地方官宦着力维修的一郡之道，至多是较为回远的自陇入蜀之要道，两者地位当有一定的差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故道位居褒斜道之西，那里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石门颂》记载，永平年间褒斜道修通之后，“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褒斜道被废弃不用。所谓“元二”，即永初元年、二年，当时发生了民族战争。再看武都太守虞诩，据《后汉书·虞诩传》，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羌军数千人“遮诩于陈仓、崤谷”，后大败羌军于赤亭，“郡遂以安”，反映出羌人活动的频繁。《耿勋表》也有“外羌且囗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的记载。看来战争的因素，影响着羌人迁移之路的通塞，也影响着包括褒斜道在内的主要道路干线的畅达与否。
这些石刻均为东汉中后期所勒，最早者是公元66年的《大开通》，最晚者是公元174年的《耿勋表》，其间相距108年，反映出这一百多年该地区道路的大发展。一般来说，这些石刻镌刻时间在竣工之时或稍后。这里，再看看有确切纪年的二郡刻石：
《大开通》：永平九年四月或稍后；
《石门颂》：建和二年仲冬上旬；
《西狭颂》：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
《郙阁颂》：建宁五年二月十八日；
《天井山记》：建宁五年四月廿五日；
《杨淮表》：熹平二年二月廿日；
《耿勋表》：熹平三年四月廿日。
这些石刻基本刻成于上半年，惟独《石门颂》在仲冬。所修的道路，在当时多为木石结构，要么是栈道，要么是高架桥，或者是稍事平整的简易道路。而二郡所处的地域，降雨期较为集中，多为每年的七至九月；河流密布，若降雨集中，容易形成洪水，依山傍山所修的道路也就容易被毁。因而一般修路时间集中在冬季或春季，而夏、秋二季较少。
那么，当时汉中、武都二郡道路的状况如何？《大开通》记载，永平六年，诏令修建褒斜道。“始作桥阁六百二十三间”，所谓的桥阁，即栈道。还有桥梁、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等。《石门颂》说，“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同时开通了石门隧道。此外，王升“涉历山道，推序本原”，还“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不仅加强了道路管理，还用石积式营造法式，修建道路；有些路段还无需栈道，取较为平易可行者。所谓的“高格”，即《李君表》所说的阁道，也就是栈道。《西狭颂》：“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坚固广大”，同样是“路以安直”的办法。如果上述还不足以提供准确信息，那么《郙阁颂》则再明了不过了。“缘崖凿石，处隐安柱，临深长渊，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为万柱”。这是山地地貌状态下架设的木栈。不管是这种木栈，还是《石门颂》所言的石积式栈道，它们均是栈道的主要形制。当然，“险绝之处，傍绝山岩施板梁为阁，”非险绝要隘之处，亦没有必要费工费力修建栈道。需要指出的是，每条道路并非全程均是栈道，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而只是一半左右的路程，或者更短。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石门及其开通的方法。
石门位处褒谷口之褒河西岸，距离原褒城县城仅约2.5公里。这里本是连城山与褒河相连的七盘山突兀河谷的一个山嘴。它一面傍依褒河，一面则紧连山体，地势陡峭，南北往来无比艰辛。因其形状酷似鸡冠，故名鸡头关。尽管如此，这里却是褒斜道上必经之路。面对陡峭的鸡头关，先民们在不断踏勘之中，排除艰险万难，东汉永平四年，明帝诏令修复褒斜道时，还开通了石门隧道。《石门颂》记载，“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说明开辟的办法是凿通，亦为人工所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27载：“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据实地勘察，石门略呈南北向，基本与褒河河谷平行，其基面与南北栈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说明南北贯通，平坦易行。东、西两壁因山嘴长短而略有不同，其中东壁长16.5米，西壁长15米，南口高3.45米，宽4.2米，北口高3.75米，宽4.1米。按照汉代通行的定制，石门洞内在当时可容两辆车并行或相向而行。石门的开通，极大便利了南北往来，使褒斜道七盘山段大为改观，来往行旅称便。北魏《石门铭》载：“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驷牡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尽言昔日褒斜石门通车的盛况。所以，石门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在世界公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项著名的穿山工程——石门是怎么开凿的？据文物工作者调查，石门洞内岩石裸露，石质非常坚硬，表面略有起伏，但又光平齐整，并无人工斧凿的明显痕迹。后来根据众多石刻测定，石门洞内石质为石英岩，坚硬而致密。清代学者贾汉复在《修栈道歌》中曾咏叹：“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即加如腐削”，说明石门是东汉时用火烧水激的办法，即充分利用物理学热胀冷缩的原理所打通的一条隧道。现在学者又根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东汉武都太守虞诩，为了解决“运道艰险，车马不通”的难题，从沮（今略阳）至下辨（今甘肃成县）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认为它传承了石门的开凿办法，即采用“烧石翦木”的方法凿通的。言下之意，石门也是用这种办法开凿的。这种说法与推理，一经琢磨，则疑窦丛生。在石门洞内崖壁间，历代留下多达42种摩崖石刻。果若如此，那么石刻表面当受此法影响，年代久远，势必洞内岩石石质松散，随之导致石刻表面漫漶，甚至剥落殊甚。但仅就现存的《石门颂》、《石门铭》看，这两种石刻均属石英岩，在凿移之前长期受到风雨侵蚀，而且从清而降的数百年来的捶拓磨损，很难想象现在石刻表面损磨的状况。不过这两种摩崖石刻，除长期捶拓留下浓浓的墨渍外，其表面石质完整，丝毫无缺。因此，火烧水激办法开凿石门之说，实在难圆其说。同样的，徐州龟山汉墓（刘注墓），甬道长达百余米，且不说差在几毫米之内，仅四周平整如刀削，就已经足以让人震惊。西汉尚有此景，何况东汉呢？现在看来，当时尚无现代化的爆破技术，又无钢钎等现代开凿工具，石门隧道究竟是怎样开通的？仍是一个未解的千古之谜，这还有待于有识之士进一步测试、阐释和研究。
汉中、武都二郡石刻，绝大多数为摩崖，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两汉时期，碑碣的镌刻是十分讲究的，反映出当时的重视程度。从石材的优劣、色彩的好坏，到刻成后的勒立场所，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择过程。汉《从事武梁碑》载：“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坟刻画，罗列成行，摅聘技巧，委迤有章，垂示后嗣，万世不亡。”《孔宙碑》也说：“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于后。”由此可见一斑。
碑碣是这样的，摩崖同样也需多道程序刻成。以《石门颂》为例，前些年有学者发现首行“川泽股躬”的“股”右上方，保留一完整的“惟”字，认为是试笔之举。笔者在摩挲原刻时，还发现第9行“武阳”二字，原为“南安”，且“武”字左上角有一小圆圈。据此认为，当时先试刻“惟”字以了解石质，然后谋篇布局；先书丹，再勒刻；刻毕后校对发现“南安”之误，作一标记，再重新刻成“武阳”。类似这样的例子，《西狭颂》也有。这些实物资料，见证着当时石刻的书刻过程，并非率尔操觚，随意为之，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二郡对修路之重视，以及路通后的影响和作用。
此外，汉代二郡的石刻，除《仙人唐公房碑》原在今唐仙观小学外，其余的石刻分布在褒斜道石门隧道及其南北山崖间、析里桥郙阁和西狭河谷一带。《郙阁颂》：析里“涉秋霖漉，盆溢滔涌。涛波滂沛，激扬绝道。汉水逆让，稽滞商旅。”“休谒往还，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县所苦。”尤其是郙阁，“临深长渊，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为万柱。”“遭遇聩纳，人物俱堕。沉没洪渊，配烈为祸。自古迄今，莫不创楚。”《西狭颂》载，西狭一带“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霣隧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慄。”《天井山记》也说这里“斯道狭阻，有坂危峻。天井临深之阨，冬雪则冻，渝夏雨滑汰。顿踬伤害，民苦拘驾、推排之役，勤劳无已。过者战战，以为大戚。”从地貌看，这几处两山壁立、河流一线而过，为两山夹一水的小地貌特征，正是整条道路最为艰险难行的路段，修筑道路之艰难情状可想而知。古人靠着智慧与勇气，开通了这些路段，甚至还有开辟隧道的壮举。今天来看，这正是他们看重的功业。选择这样有代表性的地点，记述着修路之艰辛、血汗，应该是最为恰当，最为合适的。从这个角度看，当时两条道路的开通确为不易，同时说明它们在汉代的重要地位。
（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