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淮;杨弼表纪》摩崖系著名的石门十三品之一，镌刻于东汉熹平二年。通高274厘米。宽上下不等，上宽73厘米，下宽52厘米。书体为隶书。共7行，行字不等，少至15字多至26字。字径5至7厘米。因镌刻于古石门洞内，故自上而下不平直，侧看有明显弧度。7行文字中第4行是中心行，也是惟一的直行。1、2、3行上部，字皆略向右倾，5、6、7行上部，字皆略向左倾。使通篇文字的上半部看上去呈一扇形，至中部时向左右倾斜的诸行开始逐渐往中心行聚拢。下部七行合拢的更紧密，字也随之越来越小。故远看通块摩崖文字，形同楔子，上宽下窄，如高山瀑布陡泻。
此摩崖原镌刻于古褒斜道南端的石门洞西壁，与闻名遐迩的《石门颂》摩崖相邻。1970年被迁至汉中博物馆，陈列于《石门十三品》展室。由于其地处石门洞内，较少直接遭受风吹、雨淋、日晒等大自然的风化和剥蚀，也未受人为破坏，故近拓除个别字漫漶外，余皆清晰可见。关于此摩崖的文释，石门摩崖专家郭荣章先生已有《杨淮表纪摩崖》补释做了详解，不再赘述，在此仅对郭先生将其列入佚名摩崖有不同于他的看法，在此以呈拙见求教同仁。因文章所需，现将全文参考宋洪适 《隶续》抄录如下：
故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举孝廉，尚书侍郎，上蔡洛阳令，将军长史，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太守、御史中丞，三为尚书、尚书令、司隶校尉、将作大匠、河南尹。伯邳从弟讳弼字颖伯，举孝廉、西鄂长。伯母忧，去官，复举孝廉、尚书侍郎，迁左丞翼洲刺史、太医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不幸早陨。国丧名臣。洲里失覆。二君清廉，约身自守。俱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
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赋表记
全文共173字。从落款年号看，其比著名的《石门颂》晚刻25年。是与杨淮、杨弼同郡的黄门名卞玉，途经石门洞时，发现《石门颂》所颂之人为杨淮、杨弼二人的祖父杨孟文，念二人与其祖父同德，却不幸早陨，乃于《石门颂》摩崖北侧，撰文追述二人平生历官，以怀杨氏之德。
笔者将摩崖的文字内容、布局安排、字体风格、镌刻时间以及落款中出现“黄门”二字，与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统和在一起分析，认为此摩崖不应列入佚名摩崖，书者应该即卞玉本人。在此试陈拙见如下：
一.“善隶书”者在汉代受褒美
翻开《汉书》、《后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常看到有“善史书”“能史书”“会史书”等褒美之辞。“史书”究竟指什么？历来对此有不同解释。有说西汉时“史书”指秦书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隶书等。要求学童和文职官吏能熟练掌握和应用于不同场合。许慎《说文解字》引汉代《尉律》说：“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令，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很明显，“史书”指的是字体。在此处被汉代人认为通指“秦书八体”。即八种字体都必须会写、会认、会用于各种场合，方能为文职官吏，如有差错将受到“举劾”。但也有人理解“史书”仅指会写大篆字。这是唐代张怀瓘《书断》中的解释。“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他认为“史书”就是《史籀大篆十五篇》。元代郑勺的《衍极》有刘有定注云“周宣王柱下史籀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显，故谓“籀书”以其官名。《汉书》以别小篆，故谓之大篆。而清代的很多学者则认为“史书”即指隶书。钱大昕在《三史拾遗》中说：“盖史书者，令史所习之书，犹言隶书也。善史书者谓能识字作隶耳，岂能尽通《史籀十五篇》乎”？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汉人谓隶书为‘史书’。或云‘善史书’或云‘能史书’皆谓便习隶书，适于时用。犹今人之工楷书耳”。笔者参考前人的论述又根据隶书在汉代使用频率呈逐步上升势头，代表着文字走向简化的发展的方向，以及汉书中所列‘能史书’者多为下级文吏官员，认为清代将其解释成善隶书是正确的。
善隶书为何在汉代被褒美，这与隶书到了汉代还一直处于不定式和发展之中，很难完全掌握每一个字的每一种变化形式有关。汉承秦制，文字仍然是官方用篆体，狱吏和民间用隶体。我们从汉《马王堆》的简牍帛书能看出隶书虽出现于战国，但到了汉代仍继续处于蜕变、发展、无定式，和不稳定的简化阶段，其隶化程度、字型结构、呈现出极大的复杂多样性、随意性和不统一性。而《居延简》、《敦煌简》、《武威简》基本是武帝后及东汉初期之简牍，从字型多取横势，波画明显，挑法突出，蚕头雁尾笔画已成普遍现象看，这时的隶书才逐步走向规范，并趋于成熟。它的规范和成熟应该与《后汉书;光武帝记》建武元年九月诏书注引《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书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有一定的关系，尽管这一记载透露出隶书此时还没有完全取代官方正体——篆书，但从其原来仅被下级官员使用，到此时朝廷的高级官员也在使用，表现出官方对隶书的使用已经有了明显的支持和鼓励政策，为隶书日后完全取代小篆打下了深深的根基。另从《汉书;石奋传》记载，石奋的长子石建在上疏中将马字少写一笔，奏书下来时才发现，竟惊恐地说：“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遣死矣”可看出，汉代对文字管理和使用有着非常严厉的政策。尽管，史书并未说明石建上奏所用字体即隶书，但起码表明无论篆体还是隶体，只要书写有误都有受责的必然。那么从周秦开始被官方一直长期稳定使用的篆体，与自战国开始才出现并仍在不断蜕变、发展、演化的隶书相比，熟练掌握他们的难、易程度决非相同。因为隶书对古文字的改造是以笔画重组、偏旁混同、古今悬殊、衔接困难、无法追踪来龙去脉进行的。且进入汉代一百多年了，它仍像脱僵的野马无法控制的继续简化。要把从隶书出现到入汉百余年不断发展、演化的隶书全部会书写与识别就显的异常不易。而既然其掌握难度远远超出其他书体，那么得到世人仰慕、敬佩的回报也必然不同。《汉书;贡禹传》载贡禹言武帝政治得失，其中曰“欺谩而善书者得于朝”，汉文帝时，周勃因反逆嫌疑被治罪，蒙狱吏之助获释时说“我曾为带领百万军之将帅，未曾知道狱吏如此显贵”。因此，“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成了当时社会中流行的俗语以及政治中的重要景观，在善隶书即构成入仕条件的推动下。文人为了抓住确定自己士人身份或立身的机会，便精勤刻苦努力学书。这就是为何翻开《汉书》我们可看到许多关于善隶书即被褒美之人。如：“（严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尊窍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史。“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号曰冯夫人”。“乐成靖王党，……党聪慧，善史书，喜正文字”。“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善史书，喜辞赋”。善隶书者见称于世的原由便非常清楚了。
二.卞玉书刻《杨淮表记》的社会背景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之后，汉代人重经术、轻技艺的意识极为强烈，这完全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的原因。皇帝给予的政治、经济利益，极大的推动和巩固了士人明习经学的热情。但至东汉和帝之后，经学渐趋式微。尤其桓、灵之际，高名善士多牵连进党锢一案，以大臣、名士、太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精英或流徙禁废，或死亡逃匿。使东汉后期的文人大部分拒仕，而闭门自养。“左琴右书乐在其中也”即来自士人摆脱物质现实压迫和束缚之后，自由自适的愉悦体验。
显然，由于政治衰坏，正统约束没有了权威支持，文人的观念和行为都逐渐趋于松弛了。也正是这种常被史书描述为政治黑暗、道德衰退、意识僵化的社会里才有新生机成长的可能。我国的书法艺术既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以草书名世者不乏其人。张芝名宦之子，少持高操，不就征辟，号称有道。他尤好草书。《后汉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志》“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即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后汉书;赵岐传》注引《决录注》言张芝以书艺颇自矜高，并嗤笑拙书之人，这些记载都表明文字此时已摆脱了它的实用功能，而成为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新趣味、新好尚了。加之，言文不一的汉字本来就容易导致文学在口头与书面、民间与文人中的巨大区别和分化，以隶书、草书为代表的书艺，其发展迅速与流行之广，更使得习文者在对文字相当熟稔，掌握应用非常自如后，又进一步产生审美观照，从而使得书法艺术地位逐步得以建立。这完全是文人对旧风习的普遍厌倦、旧价值的普遍叛逆与内在生活日趋不受限制，生活情趣不断被开发的结果。
灵帝时，由于清流党人控制着太学，宦官集团为了制造舆论和笼络人才，在灵帝的支持下于太学之外另立了一个鸿都门学。“光和二年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皆敕洲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蔡邕传中也有“初，帝好学，自造皇义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招。遂至数千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侍判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熹平六年，蔡邕因不满于这一取仕新途而力诋之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章，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仕之本。……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9]。但灵帝没有接受蔡邕的谏劝。两年后，也就是光和元年，鸿都门学正式设置。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中诸生皆敕洲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课试至千人；又加任用，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至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当时轰动了社会，吸引了许多擅长才艺之人。它的出现，表明在经术束缚逐渐颓弱的时势下，藉助政权的力量，先前被忽视、轻视的才艺修养在社会上终于得以凸现出来。尽管士大夫们百般诋诃，如：赵壹以草书“非圣人之业”为文责难曰“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灵帝之师，杨赐上书言时政得失：“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以及酷吏毫不保留的上疏要求斥退他们“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威，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为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宫，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但才艺之事还是不可阻挡地进入了社会的公开生活。从鸿都门学闻世的表象上看直接显示的是灵帝个人趣好，却未始不反映着当时社会文化思想正孕育着潜隐之变的巨大能量。而灵帝的倡导，在加剧了经术势微的同时，无疑也对文化新变予于了催化。君主的好尚及由此而来的荣誉、利益固然对社会风习有所诱导，但所谓“至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还包含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皇帝也是被决定者，他的新趣味的产生往往是以世间的流行为基础，具体而言，那些“小能小善”长期以来已不可否认地为一部分士人所习弄。尽管它进入帝王的公开生活并被纳入政治系统主要发生于灵帝时代，但一般来说到了进入帝王之家的时候，事物多半已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势头。加之灵帝是汉代皇帝中趣味异常独特的一位帝王，他迷恋胡人的习俗以及奇异新鲜能刺激感官的一切事物，喜好别出心裁，并游心娱目于文字游戏与才艺小道之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在皇宫里生活的黄门卞玉，对这些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恰又在这时他途经石门看到了《石门颂》，跃跃欲试小技完全是有可能的。
三.《杨淮表纪》的书、刻均为卞玉所为
《杨淮表纪》属石门十三品中的八块汉代摩崖之一，但其文字内容与《石门十三品》其他七块汉代摩崖相比，却并非有他们那种不镌刻不足以表达内心之必须。他们分别是《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俗称《石门颂》）、《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前三块摩崖的文字内容皆与修栈道有关，后四块摩崖均与石门附近景物有关。唯《杨淮表纪》文字内容既与修栈道无关，又与石门附近景物无关。即或是杨淮、杨弼二人与《石门颂》摩崖所颂之杨孟文为祖孙关系，为怀杨氏之德，卞玉有感而发紧跟《石门颂》旁为二人美名而镌《杨淮表纪》，但其简单的历述二人官职，与洋洋大观的《石门颂》颂辞相比，实在无法让人感怀到杨淮、杨弼二人政绩有多么斐然，建树有多么宏大，而有在此与其祖父相提并论的必要。单从《杨淮表纪》落款清楚地留下“黄门”这一般人羞于启口的身份看，笔者认为这实在与卞玉很清楚灵帝重用宦官以及当时社会的时尚有关，加之又受《石门颂》摩崖的隶书与文字内容启发，为张扬自己善隶书，而即性书丹并镌刻了《杨淮表纪》，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易识标记，向世人展示他的善隶书非假手请字，诈作文颂。以落美名。而非郭先生所说此摩崖不知孰为。更不象钟氏所说《杨淮表纪》的书丹者是“王戒”，（《石门颂》的书丹者）。因为笔者观察两块摩崖的书法风格有很大的不同。《石门颂》横笔起伏，波磔明显，结体扁平，笔势瘦挺。具有气势流动，姿态放纵、奇趣横生的特点。而《杨淮表纪》横平竖直，结体方整，用笔斩截，具有多守古法，谨小慎微，收中有放之特点。这种巨大的反差应该是来自不同生活环境下长期形成的个人内心构架固定风格的物质自然显现结果。《石门颂》的书丹者王戒是一地方书佐，其生活的环境与黄门卞玉相比，相对要自由宽松的多，且经常与中、低级官员、文书和一般性的奏牍草稿打交道，对民间约定俗成的隶书基本特征早已完全认同并为习尚，加之，天高皇帝远，各种规矩的约束都较少，思想是松弛的。故《石门颂》的书法显露更多的是率意、自然、奔放、生动，极具民间的汉简特色。而《杨淮表纪》的书丹者卞玉，由于身处皇宫，所见所问都是各种规矩的约束，尽管他知道灵帝喜爱“小能小善”的技艺，“善隶书”能得到灵帝赐官或荣获各种小利，但他眼中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具有保守性的官方正体——小篆以及皇宫中的威严等级，故《杨淮表纪》书法表现出较多的是笔法稚拙、保守、结体方整、谨严。但由于受灵帝时期社会时尚的驱动以及走出了森严的宫门，溶入到民间清新、自由的环境中，其精神压抑减轻很多，心态也放松了许多。故其字迹在拘谨中见自然疏荡，保守里杂活泼新意。如：原本结体方正，却故将左右结构的字尽可能拉开距离，使其形相离而神相依，并字形时大时小，时欹时正，整体看显得温醇尔雅，天真烂漫、精神内涵。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中有“《杨淮表纪》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康氏这段话虽与实违，（即认为《杨淮表纪》出自中郎之手）。但至少他看出来《杨淮表纪》是来自宫中人手笔之作。故它比来自民间的隶中之草《石门颂》自然多了一份温醇尔雅，又由于它并非出自宫中高层文人之手笔仅仅是溜出宫外的一黄门的信手之作，与出自中郎之手的《石经论语》相比必然是少了一份严谨而疏荡过之了。
从而看出，在隶书发展过程中，民间的隶书发展与宫中的隶书在成熟的速度上是有时间差的。隶书的实用频率之高，使得它取代官方篆体迫在眉睫，它的演化速度也使隶书的定型化、法度化成为急需，所以《杨淮表纪》镌刻两年后的熹平四年，朝廷开始对隶书进行正字工作，“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正字”。《汉书;蔡邕传》中也有“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遗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学咸取正焉”。从刊刻石经纯用隶书看，标志隶书由此开始步入了程式化轨道。而由位高名显的蔡邕来完成这一正字工作，意味蔡邕的隶书则作为隶书规范的典则，再有隶书不规范、乱创字、乱改字者恐怕会有更严厉的惩罚政策等待其。故“碑始立，观览摹写者，车乘填塞街陌”。
《杨淮表纪》镌于汉朝廷令蔡邕正定隶书前两年，从时间上看，身处皇宫的黄门卞玉既非常清楚朝廷对隶书厘定迫在眉睫，又了如指掌灵帝兴趣的独特，偶然之际看到《石门颂》文字与他相识之人有一定的关系，煽动起他表现自己善隶书之想法。既然是为了炫耀自己善隶书，书写与镌刻又是连贯的，否则其隶书技艺表现的就不完美，因刀刻随时都会走掉书写之原貌，更何况《杨淮表纪》明显有不书而刻之嫌，如通篇布局完全不如《石门颂》那么规整，通看其整体，上半部分字比下半部分大，中间的字几乎挤在一起，下半部分的字更小，显然事先没做妥当安排，使得后面的字没有足够的余留空白所致。为此笔者得出《杨淮表纪》为黄门卞玉受社会时尚影响，途经石门洞看到《石门颂》之颂辞后，有感而发随机炫耀自己善隶书所作。尽管他不是大书法家，但却让我们看到了隶书在发展过程中民间与宫廷的时间差。（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