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汉魏十三品，是分布在褒斜古栈道南端的石门隧道及其南北山崖间的十三种摩崖石刻的总称，有确切纪年的，最早者为东汉永平年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至晚者是庆元元年(1195)的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这些石刻虽然位于偏远的山区，但自从捶拓技术发明以来[1]，通过拓片不断向外传播，至今已成为国之瑰宝，日本学者也称之为“汉中石门，日本之师”。
现在的科学技术在日益进步，但研究石刻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拓片。这不光是因为拓片是附属于石刻而生的一种艺术品，而且它是现在研究石刻的重要依据，甚至眼下的一些先进技术无法替代的。石门十三品拓片的广泛流传，石门十三品的深入研究，就是极好的说明。制作石门十三品拓片，如鬃刷、打刷、墨板、朴子等捶拓工具，现在依然需要。拓片技术的主要类别，如干拓(摩拓、描拓)、湿拓(朱拓、墨拓)等，对摩崖石刻来讲，则稍有区别。因为摩崖表面的不平整性，使得纸张极易损烂，对其凹凸不平的崖面也无法完整表现出来，这样拓片与摩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捶拓像石门十三品的摩崖石刻时，常用的办法是湿拓。湿拓分为朱、墨两种拓法，其区别在于所用是朱砂还是墨汁，这两种办法在民国初期同时使用，我馆珍藏着数百件这样的拓本。适合石门十三品这种崖面的捶拓办法，也是我馆常用的办法是扑拓，其实这是湿拓后的一种拓法，即拓时以墨包直扑，上下来回的捶拓，势多直下。偶然也用擦拓以补其不足。
下面就石门十三品的捶拓，谈一谈我们粗浅的三点体会。
第一，东汉《石门颂》，号称是隶中极品。以往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如根据拓本首行首字的“惟”之右四横笔的第二横挑桃起、“高格”的“高”下“口”有无等，判断拓本的时代与优劣。我们在捶拓时，发现“惟”字右第二横笔，根本不存在挑起，过去拓片之所以造成挑起的现象，是因为过去捶拓时将二横笔末端与石花相连。在具体捶拓时，我们采取扑拓与擦拓互用的办法，从而使之更接近石刻原状。“高”之下“口”，原刻上方有一弧形石花，一般来说“口”上方一横折笔的横笔部分，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们在捶拓时，用扑、擦两种办法，同时换用小拓包，这样做出来的与石刻原状基本相符。类似的还有“雍”等字。当然过去的拓本，所用纸张与今天差别较大，同时，石刻原地与今之陈列场所在捶拓时的条件也迥然不同，这也是造成类似“惟”与“高”的原石与拓本之间不同的主要原因。
第二，北魏《石门铭》是北魏书法的杰作。在研究其拓本时，“此”字本成为至为珍贵的拓本。在上世纪80年代，我馆曾特邀褒河拓片世家张中发来馆捶拓，他说他祖上曾制作一“此”字，等拓片制作好后，再补拓该“此”字。我们在捶拓时仔细观察周围的崖面，发现所谓“此”字所在的崖面，明显向上凹进，而其下则基本作平面状。若损毁，则不能不留下痕迹或者崖面不整，但该崖面平整无缺，没有人为凿过的印迹。这可以进一步印证褒河张氏所解释的。当然这一问题是否如此，还需要专家再作探讨。
第三，石门十三品是摩崖石刻，其崖面极为不整，捶拓时极为不易。这就要求拓工认真研究每一笔画，这样捶拓时会胸有成竹。如《大开通》摩崖，有云“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后一句读来感觉不顺。查《汉石门颂》(上海书画出版社)，“并六十四所”后为“最”。这是讲不通的。细心摩挲，在“所”与“凡”之间，的确有一字，但该字下部较为完整，上部则残泐殊甚。经过我们仔细观察，似为“成”。果若如此，那么这一句话则顺畅了，意思也完整了。因此，拓工在捶拓之前，需要认真研究每种石刻每一个细部，然后在捶拓时，会尽量接近石刻的原有风貌，否则二者相差甚远也就失去拓片存在的意义了。除此而外，捶拓时所用纸张及其上纸后的湿度掌握，上墨时浓淡的把握，也是拓本完成后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当然，上述所言是我们捶拓石门十三品的粗浅体会。拓工在捶拓时，一定要用心，心到手到，细致入微，同时又要善于学习，成竹于胸，确保拓本的质量。譬如，东汉《杨淮杨弼表纪摩崖》，其书法风格独特，向为学者所注目，但我们在捶拓时，发现被凿迁回来的原石左上方，还刻一“水”字。郭荣章先生发现了东汉《石门颂》首行“川泽股躬”的“股”右上方，尚存一“惟”字，它与首行的“惟”只是大小不一，风格完全一致。这属于汉代刻石的试笔[2]。同样是这一种石刻，第9行还将原来的“南安”改刻为“武阳”[3]，这应是汉代石刻的孤例。此外，如北魏《石门铭小记》摩崖，其右保存着《南宋宋积之等题名》的末列；“贾哲字三德”之右，还完整保存着《南宋曹济之等题名》。诸如此类，自然是研究石门十三品弥足珍贵的资料。倘若拓工心注其中，不仅可以发现，并解释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同时还进一步仔细研习每一个字的每一笔画，从而做到胸有成竹，所捶拓的拓本质量也就自不待言了。（整理自汉中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