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后，对《石门颂》的研究多是文字的考证，或者是对个别表面现象的陈述，如“命“升”、“诵”的垂笔。对其书法的认识也多局限在其随意性太大，不宜初学；有了基础，才能临写；“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清张祖冀跋《石门颂》）甚至一些名家的理论研究也多出现不足之处。或者多印象式的评价，如杨守敬《平碑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或如长枪大戟，挺劲飞动。”缺乏把《石门颂》放在中国书法史上来研究的宏观思想。
从其书法特点来看，表现在线质上，多篆书和草书意味。由于是摩崖石刻，在用笔、结字、章法、取势等方面具有随意性。从结体上看，左右结构的字多舒展，线质凝重圆劲，古朴豪放，有篆书和草书意，在收笔的地方不是直接滑出，而是稍微回收，使线内之力不外泄。当然这也与摩崖剥蚀的自然因素有关系，其起笔与收笔的动作不太明显，着眼在整体线条的篆书之意。这种篆书意并不是直接借鉴秦代那种均匀、光滑的线条，而是线条有微微的弯曲，既增加了线条的涩味，又不妨碍线条大的舒展效果。其中有的字就是篆书，如“斗”字。作为草书意味，主要是指笔势的自由，避免了线条的僵化，使其静中有动。康有为在《广艺双舟辑》中说：“余谓隶中有篆、楷、草三体。如《褒斜》、《裴岭》、《郙阁》隶中之篆也，《杨震》、《孔彪》、《张迁》隶中之楷也，《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那么，这种草意来源于哪里？应该是来源于西汉汉简隶书，这可以从一些长线条及一些化方为圆的字中得到证实。这种草意应该是章草书的意味。因此，这种草意和篆意能完美结合在一起，使《石门颂》在汉代隶书中独树一帜，是汉代摩崖石刻中的典范之作，表现出苍茫、逆涩、柔韧、野逸的美学特点。因此，其不仅有书体意义，同样具有风格意义，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镇。事实上，书体的成熟只能在异类书体中求通，孤立的书体是不存在的。《石门颂》的成功就在于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吸收了篆书和章草书的合理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月21日，成都市考古队和新都区文管所在三河镇廖家坡东汉岩墓群挖掘中，出土了《石门关》铭，虽然其书法与汉代隶书风格相一致，时间也早于《石门颂》，但其书法意义是与《石门颂》是无法媲美的。《石门关》只要74字，上端刻有“石门关”三字，字径12cm，刻在高101cm。宽65cm的长方形框内，共6行（其中一行在框外），71字。框外一行系后刻，草意浓。框内的书法线条舒展，但少篆书意味。由于该书法的材质是青石门，相当于碑，故在气势上与《石门颂》相比较逊色多了。在文化意义上更是无法与《石门颂》同日而语。只能说二者在书法上有相似之处，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则有天壤之别。
东汉文人书法流派已经出现，书法已经进入到了自觉的时代。《石门颂》则以特殊的自然材质担负起了文化的重任，成为“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汉人征服自然的复杂心理，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以自然的文化精神使其在汉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书法意义，更重要的是其风格意义。（整理自汉中市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