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琳琅满目的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中国南北二铭”——《石门铭》和《瘗鹤铭》是其中光彩夺目的魂宝，是南北书法艺术的双璧，是南北朝时期时代文化的结晶。笔者盘桓于碑石摩崖学大门之外，虽无力管窥碑石学之堂奥，但仰慕先哲之伟业，有感于参加由汉中市博物馆与江苏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南北二铭联展”之盛情，故作此《中国南北二铭门外谈》，以寄高山仰止之思。
一、二铭代表了南北不同的时代文化风貌
《石门铭》与《瘗鹤铭》诞生在南北朝初年，大体上处于同一时代。《石门铭》诞生在北魏永平二年，即梁朝的天监八年（509）。《瘗鹤铭》产生于梁天监十三年前后，即北魏的延昌三年（514）。前者为王远书丹，武阿仁刻石，后者根金石学家考证是陶弘景的杰作。二铭相差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在书法艺术上各有千秋。对于《石门铭》的艺术地位，《关中金石记》说：“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又自欧、赵以来不著录，尤可宝贵也。”关于《瘗鹤铭》的影响，《曹士冕法贴谱系》说:“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华阳真逸为陶宏景，及句曲所刻宏景朱阳馆贴参校，然后众疑释然。”著名金石学家王昶也认为，《瘗鹤铭》“飘飘有仙气，其为通明（宏景字）遗迹无疑。”可以说，“中国南北二铭”均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之林的逸品和仙品。
南北二铭在文化内涵及文化底蕴方面代表着南北不同的时代文化风貌。
《石门铭》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鲜卑族充分吸取了汉文化的精华，将胡汉文化优秀成分熔于一炉，从而形成了魏前期和鲜卑族特有的勃勃生机与虎虎生气。正如《石门铭》所云：“汉中献地，褒斜始开”，“梁秦初附，实仗才贤。”“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汘干 陇，东控樊襄。”“穹隆重阁，有车辚辚。咸夷古道，驷牡其骃。”呈现出一种金戈铁马，开拓进取，昂扬奔放的马文化精神。
《瘗鹤铭》则反映了魏晋以来至梁武帝时代，门阀士族制度更加腐朽僵化以及政治上内乱不止，相互残杀，军事与经济实力远不如北朝的大背景之下，学术文化的发展反而达到了六朝时期的最高峰，统治者及士族文人，气定神闲，尽情享受生活，珍爱生命，祈求长生，隐逸求仙。正如《瘗鹤铭》所云：“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呈现出一种仙风道骨，气宇轩昂，胜似闲庭信步的鹤文化精神。
《石门铭》的作者王远，是北魏梁秦典签，是处理文书的小吏，位卑名微，文不见经，史不见传，但《石门铭》却文辞并茂，形神兼备，被誉之为“书中之仙品”。《瘗鹤铭》的作者陶弘景出身于江东名门丹阳陶氏家族，是一位学识广博，多才多艺的士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陶门传统，“神仪明秀，郎眉疏目”，“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深以为耻”。（《南史·陶弘景传》）是典型的道门学者。二铭作者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南北文化及社会风貌的差别。
二、梁启超与“中国南北二铭”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不仅天才纵横，学问广博，激情飞扬，而且多才多艺，喜欢书法，雅好碑帖。非常巧的是“中国南北二铭”他都有收藏，而且有精彩绝伦的题跋：
1．《鹤洲零搨本瘗鹤铭》
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俟穷冬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搨，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既若星凤矣。陈恪勤曵石出水后，翁覃溪得其初搨本，谓经人鑱凿，神理全失，叹为神物之厄，反不如曩在水中，得完其璞。实则安有此，盖石本摩厓，凹凸不翦，布纸着墨，豪厘之忒，遂成巨缪。工之不臧，石奚病焉。寺僧鹤洲并用日本雁皮纸零搨法，其技之神，世多知之，彼尝为人言，每搨一本，必新有所心得，盖于坚顽漶曼中，翫其体势，若以无厚入有间，故积久而化神也。余以乙卯五月游焦山，获此本，实鹤洲最近拓成者，鹤洲年既七十有六矣，今方卧病，苟其不起，则此本即其最后所作，虽谓出水后第一精本焉可耳。乙卯。
2．《魏石门铭》
《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乡邓铁香鸿胪，一生专学《石门铭》，然终未得其飘逸。南海先生早年亦然，此流或有学者，乃怪丑不可嚮迩。天下有只许赏环不许学者，太曰之诗与此碑，皆其类也。碑本摩厓，极不易佳拓。此拓有刘燕庭藏印，即此已为佳矣。乙丑正月十九日。
梁启超著作等身，戊戌维新，誉满天下，虽然不以书艺名家，然作为一代文化名人与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代“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著名学者，其人生经历和学术造诣，远非一般困守书斋的学者可比，不可等闲视之。其对南北二铭的题跋，自然有着独到的文化艺术价值和书法学术史的价值。梁启超将《瘗鹤铭》视为“神物”，题跋中多次出现“神理全失”、“神物之厄”、“其技之神”、“积久化神”等赞美之辞，这既与《瘗鹤铭》如飞龙在天，线条饱满的“大字之祖”的地位有关，也可能与此铭传说中的作者陶弘景的仙风道骨有关。梁启超将《石门铭》视为“逸品”，在简短的题跋中对此铭赞美有加：“皆逸品也”、“终未得其飘逸”，“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太白之诗与此碑，皆其类也。”梁启超注意到了《石门铭》与《石门颂》的渊源关系，证明梁氏对“石门十三品”是相当熟悉并颇有研究的，他将《石门铭》的文化艺术地位与李白之诗相提并论，也是极为独到而令人神往的。
南、北二铭皆是摩崖石刻，有其产生的特定自然与人文环境，与碑石相比，不易搬动，不易镌刻，更不易佳拓。碑石一般矗立在庙堂、陵墓等人们常常凭吊之处，传播颇为广泛，而摩崖石刻则刊刻于远离城镇的荒郊野外，传播颇为不便。因此，摩崖石刻的拓本稀缺，又因拓工的技艺不同，传世的拓本中佳拓更少。梁启超收藏的碑石、摩崖拓本颇富，常常能慧眼识珠，搜求到一般人无缘目睹的佳拓，而他收藏的南北二铭拓本则是不可多得的精本佳拓，对我们研究南北二铭的拓本流变史等相关学问，提供了难得的信息，值得珍视（整理自汉中市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