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元
(汉中市博物馆)
迴车和迴车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有关褒斜道及其石门摩崖石刻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北魏《石门铭》摩崖石刻中出现的一个称之为“迴车”的历史地名的具体位置，而且，因《资治通鉴》中一条记载而引发出的关于“迴车道”的争论，则直接关系到古褒斜道在北魏时是否改道以及古褒斜道自北魏复通后至中唐这一时期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等重要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古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大雅。
一、 史籍中所记载的迴车和迴车道
迴车，历史地名，因何得名史料缺载。迴即回字，按汉·许慎《说文》：“回，转也，从口，中象回转之形”。段注：“渊，回水也，故颜回字子渊”。可见，迴车之得名，当与道路、河流和车辆有关。意即车辆行驶在傍临河流，峰回路转的山路上。在《石门铭》摩崖石刻中，迴车之名称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其一：“皇魏正始元年（５０４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三年……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魏书·世宗纪》记此事为“甲子，开斜谷旧道”，与《石门铭》“开创旧路”相合。其二：“自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骈辔而进……莫不夷通焉”。“谷口”即褒谷口，可见，迴车在褒谷口以北二百余里羊祉所开创的旧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简称《元和志》）和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简称《寰宇记》）中均记载凤州梁泉县（即今古凤州城）有“迴车戍”这一军事地名，两者记事相同：“梁太清五年，西魏遣雍州刺史达奚武为大都督及行台杨宽率众七万，由陈仓路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谓此也”。梁无太清五年，《周书·达奚武传》记此事为：大统“十七年（５５１年）诏武率兵三万，经略汉川”而与《元和志》、《寰宇记》略有异，应以《周书》所记为是。关于迴车戍的方位，《元和志》说：在“县（梁泉）西北六十里”。 《寰宇记》：“在县南一百六十六里”。“西北”显与达奚武进军汉中方向不合，当以“县南”为正。至于距县南里数，学界多从乐史所记，或间有从“六十里”之说，但关于此“迴车戍”与《石门铭》中所记“迴车”应同为一地的看法，学术界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推知“迴车”即“迴车戍”的简称。戍必筑城，位当要道，以利军事防御。如《水经注》故道水所谓：“故道水西南经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以置戍”。戍也兼有驿的功能，因此，迴车也应是汉魏时期贯通秦岭主干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驿站所在地。
迴车道，也即回车道，古代道路名称。此名称的出现较晚，始见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卷１６５中之梁纪２１，记梁承圣三年（５５４年）九月“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后世地方志多从此说，如清·嘉庆《汉南续修府志》（简称《汉中府志》）卷２４“秋九月，开回车路以通汉中”，民国《续修南郑县志》亦同。但在早于《通鉴》一百多年唐人所修的正史中所记崔猷开路之事，却无回车路之说。《北史·列传》第２０记：“恭帝元年（５５４年），周文（即北周宇文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崔猷督仪同刘道通等五人开通车路，至于梁州”。 《周书·崔猷传》中所记与《北史》亦基本相同：“魏恭帝元年，太祖（指宇文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崔猷督仪同刘道通、陆腾等五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湮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 《北史》和《周书》系不同人所撰，均记为“开通车路”，而《通鉴》为“开回车路”，究竟孰是孰非？元代的史学家胡三省在《通鉴》梁纪注中作了以下诠释：“按北史崔猷传，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崔猷开通车路，凿山湮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此特因旧路开而广之，以通车耳。前史盖误，以通字为迴，传写者又去其傍为回也”。胡三省认为，通字与迴字字形相近，又迴本回字，因此以正史为据，肯定了回车道的由来当系传抄致误，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古代在古籍的抄写和刻本的雕刻过程中，以字形、字音相近而致误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使学界常有“讹脱尚多”之叹。而讹误之文字，又会让后人在研究中产生不少的误解。如唐·孙樵《兴元新路记》宋刻本中“郑涯”、“平川驿”、“临溪驿”等，在《唐会要》道路条中则分别记作“郑渥”、“平州驿”、“灵溪驿”等。尤如清同治年间罗秀书所撰《褒谷古迹辑略》木刻本中，仅《石门铭》的录文和罗氏跋文与石刻原文相校，讹误就有近２０处之多。尤其是某些关键性文字之错讹，已与石刻原意相去甚远。如石刻原文中“开创旧路”、“ 迴车已南”、“二百余里”、“凭德是强”等，刻本则分别讹为“开创道路”、“万迴以东”、“三百余里”、“汉德是强”等。无独有偶，胡三省所指以“通”字误作“迴”字的例子，在《唐会要》卷６１中也曾出现。原文为“宝历二年，凤翔陇州观察使上言，当管缘兴元新迴斜谷路，创置驿三所”。“兴元新迴斜谷路”中之“新迴”二字含意不明，严耕望先生认为此“迴”字当“通”字之误，因此在引用此文时，特在“迴”字后加一括号，注明一“通”字（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７３４页）。至此，关于胡三省对《通鉴》中所谓“回车路”缘由之辨析，似乎可以划上一个让人置信的句号。但是，由于学术界对回车道另有新解，使本已清晰的轮廓变得复杂起来，让人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
二、北魏迴车道一说之发端
褒斜道沿褒斜二水穿越秦岭，秦汉时期，便以国家驿道的显著地位，发挥着沟通关中和汉中乃至西南地区的重要作用。至魏晋南北朝，或因南北分争、战事频发，时有荒芜和湮塞，但至迟在唐代初期，其主干道的地位仍不可低估。唐初之后，褒斜道北段路线发生变化，自武关驿而西北，沿北栈河另辟经今留坝越柴关岭、凤岭而达凤州的新线与故道相会，北出散关而达陈仓（今宝鸡），而武关驿以南，仍循褒斜道旧线，使汉中经褒谷而北达关中的路线呈“丫”状。唐宋时多称这条新线为“斜谷路”，而称古褒斜道为“褒斜旧路”或兼有“褒斜路”、“斜谷路”之混称。今人在研究中为视区别，称古褒斜道为“汉晋褒斜道”，称新线为“唐宋褒斜道”，也即后来的连云栈道。
作为国有驿道的这条新线的修筑时间，现在能见到的较早记载是唐文宗开成年间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修筑蜀道的记载。刘禹锡为之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由柳公权书正文，李阳冰篆额，号为“三绝碑”，碑初立于兴元府，今已佚。碑文中记：“自散关至褒城，次舎十有五……自褒而南，逾利州至剑门，次舎十有七”，由是“急宣之骑，霄夜不惑。郗曲稜层，一朝坦夷”。
关于这条新线早在北魏时已大规模修筑，即为正始四年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另辟新线，恭帝元年崔猷又复通并称之为“迴车道”的观点，发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黄盛璋先生在１９６３年《文物》第２期《褒斜道与石门石刻》一文中始发新论。归纳观点如下：①“贾三德另凿迴车之线，自迴车至谷口三百余里（《石门铭》原文为二百余里，笔者注）”，“此次改线既有三百里之多，必然要牵动全线面貌的改变”。②西魏达奚武“由陈仓路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毫无可疑，此次所取之迴车戍路与唐宋时的褒斜道如出一辙，两者必为一条，所以贾三德之改筑迴车路亦必为唐宋褒斜道之始”。黄盛璋先生在论文中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未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之后，香港学者严耕望先生在《汉唐褒斜道考》（始载香港《新亚学报》８卷１期，后收入其所著《唐代交通图考》）一文中，依《褒谷古迹辑略》中《石门铭》录文“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道路”、“自迴车至谷口三百余里”以及《元和志》所载达奚武进军汉中之路线为据，提出“拓拔魏迴车道”一说。严先生认为：①《元和志》“迴车戍在（梁泉）县西北六十里”，按“西北”显误，应以南为正，则迴车戍应在梁泉县南六十里。检《乾隆志》引《汉中府志》“有车倒河在（凤）县东南八十里”，按“车倒”与“迴车”之义为近，疑即古迴车戍地区欤？则此迴车与褒斜古道之北口东西相去极远，此迴车道明为新开之道，非褒斜古道也。②事始于正始四年十月，正与《魏书》所记同为一事，而《魏书》云“开斜谷旧道”，实误也。
继而，严耕望先生就《通鉴》“崔猷开回车路”，胡三省指误一事，辨驳如下：“胡三省据《北史》以通字为正，云‘前史盖误，以通字为迴，传写者又去其傍为回也’，此论似是。然据前引北魏《石门铭》及《元和志》迴车戍条，正应作回车路。则《通鉴》回字不误，而《周书》、《北史》通字乃臆改耳”。同时指出，迴车路“自北魏开通至西魏恭帝元年被焚阻，同年崔猷乃复开之”（见《唐代交通图考》７１５页）。
“迴车道”之新论，发表于文革期间国内有关古褒斜道研究的停滞和相对贫乏时期。因此观点颇有新意，黄盛璋、严耕望二位先生又系名望颇高的著名学者，故而自上世经八十年代起引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积极回应，大多持赞同态度。并将此观点陆续引入《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宝鸡古代道路志》、《汉中地区志·交通卷》和有关学术论著之中。北魏新开迴车道遂似成定论。
三、 北魏迴车道之疑义
但如果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分析，所谓北魏新开迴车道的观点，似存在论据缺失且与《石门铭》文意不合的问题，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试陈拙见于后：
①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之《汉唐褒斜驿道》之章节中，为力证《通鉴》中“崔猷开回车路”不误，不仅直指《魏书》：“甲子，开斜谷旧道”实误，且断言《北史》、《周书》中“通”字乃臆改，并无充分的立论根据。《魏书》：“甲子，开斜谷旧道”与《石门铭》：“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所表达的文意是相合的，说明《魏书》中的记载并未失实。而《北史》、《周书》中“通”字所臆改的根据又是什么，文中也未交待清楚。《魏书》为北齐人所撰，《北史》、《周书》分别由唐代人所著，而《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写，前代人当然不可能臆改后代人之著作，而后人传抄致误前人的史籍到是很有可能。这种对前代三部史书中的记载轻易一慨予以否定的作法，显然有失恰当。
②作为北魏新开迴车道论者所持的重要依据《石门铭》摩崖石刻，从《褒斜道与石门石刻》和《汉唐褒斜驿道》所引用的录文不难发现，正是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自迴车已南开创道路”、“自迴车至谷三百余里”的错讹录文误导了二位先生。虽一字之差，字义却相距甚远。罗氏之讹文“开创道路”，有另辟新线，开创新路之意。而石刻原文“开创旧路”，正如清初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论及北魏羊祉复通褒斜道时所谓：“今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复开旧道也”。并注：“据北魏太原王远《石门铭》序，谓此门汉永平所穿，湮塞久之，至此复开，则所开者即今褒谷中道也”（见《读史方輿纪要·汉中府》）。此论与胡三省：“此特因旧路开而广之”所见雷同，是为中肯之见。而“三百余里”不仅使迴车至谷口的距离多出百里之遥，也使严先生在确定迴车的具体位置时，相继发生自相矛盾的结论。
③褒斜道作为贯通秦岭的重要通道，至西晋时，已相沿利用了数百年之久。自晋氏南迁，因南北分治，作为官方驿道，畅通受到阻碍，道路失修荒芜。但在北魏和南朝梁各自统治的辖境内，道路并未完全断绝，民间尚可往来，只是沿途障碍较多，不便车辆通行。即在羊祉表求“开创旧路”之前，南北之间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仍利用此道得以进行。据《北史·夏侯道迁传》记载，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南郑时，道迁为长史，带汉中郡。庄丘黑死后，道迁阴图归顺北魏，乃袭击叛魏奔梁，后被梁封为征虏将军并助戍汉中的杨灵珍，“斩其父子，送首级于京师洛阳”。又据《北史·魏本纪》，正始元年夏侯道迁据汉中降北魏，魏将邢峦即率军入汉中，“梁州氐、蜀反，绝汉中运路，州刺史邢峦频大破之”、“频破梁诸军，遂入剑阁”。夏侯道迁奔魏及邢峦入汉中之路线，史书虽无明指，但取道褒斜道最为近捷，在汉中通往关中的数道中应为其首选。因此，作为梁秦二州刺史的羊祉因政局之急务，当不会舍路途较为平易近捷的褒斜道而另辟有崇山峻岭之阻且较迂远的迴车新路。
④迴车是作为地名而非道路名称出现在《石门铭》石刻之中的，本与《通鉴》中“崔猷开回车路”无甚牵连。通读石刻全文，并未有涉及新开迴车道的文字表述。如铭文先后提到“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自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莫不夷通焉”。这些关键性的文字所表述的意思十分明了，“斯路”，即这条道路，开宗明义显然指汉晋褒斜道。“褒斜始开”，明确指出湮塞已久的褒斜道自此得到开通。何谓“开创旧路”，已如前述，而正史和文献中所言及“旧路”者，则多指曾被官方管理使用过的官驿大道。如《元和志》卷２：“骆谷道，汉魏旧道也，南通蜀汉……曹爽伐蜀……蜀将姜维出骆谷围长城，亦此道也”。《旧唐书·宣宗纪》：“又令封敖修斜谷旧路”。《新唐书·封敖传》：“宣旨却令修斜谷旧路及馆驿者”。唐·孙樵《兴元新路记》：“滎阳公为汉中，以褒斜旧路修阻，上疏开文川道以易之”等等。从《石门铭》文意不难理解，贾三德率众所开创的，正是自迴车到褒谷口这二百余里的古褒斜道旧有路段，否则，《石门铭》为何不直书“开迴车新路”？这段旧路也应该是梁州所辖境内应该修治的路段。恰如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所记：“汉中郡以诏书……开通褒斜道……为道二百五十八里”，所修之路段，也即在汉中郡辖区之北部范围之内。
⑤《魏书·羊祉传》以羊祉为酷吏而不书其“开斜谷旧道”之事。而１９６４年出土的《羊祉墓志》（见舟子《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事迹考评》、载《古道论丛》），则是一方直接为羊祉歌功颂德的石刻文献。志文中有：“开石门于遂古，辟栈道于荒途”，“石门之固，历代长阻。有德斯开，仁亡远相”的文字记载。而所谓羊祉开迴车新路的重大举措，在墓志中却只字未提，或许本无改道之事，不记也在情理之中。自北魏至北宋，除《通鉴》外，在其它史籍及古人履栈诗文中尚未发现有关迴车道的记述，在褒斜道的研究中，“迴车道”至今仍作为一孤例存在。
⑥关于迴车之确切地理位置，至今尚无定论。依胡三省、顾祖禹等史家所言，必在汉晋褒斜道上。而持迴车道论者，则多把迴车确定在唐宋褒斜道上。因此，只有对迴车的地理位置认真加以探究，才有助于解决迴车道及其相关的问题。
四、 迴车戍在何处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迴车戍在“县（梁泉）南一百六十六里”。《读史方輿纪要》卷５６：“县南百六十里”。清·嘉庆《汉中府志》、清·光绪《凤县志》所记与《读史方輿纪要》同。以上只是指出了迴车戍在梁泉县南的大致方位和里数，并未确指在县南何处。清末至今，学术界对迴车戍的具体位置多有考述，归纳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①清·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将迴车讹作万迴， 谓：“万迴约今之南星、柴关地方”。但未言明其所据。
②严耕望先生在《汉唐褒斜驿道》一文中（见《交通图考》７１４、７４４页）先后将迴车确定在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其一为前述之车倒河。所据为《乾隆志》卷１８５汉中府褒水条引《府志》所载：“有车倒河在（凤）县东南八十里”。严按：“车倒与迴车之义为近，疑即古迴车地区欤”？车倒河即褒水支流西河之上源，在凤县与河池关之间，今称为中曲河。据《汉中府志》卷４车倒河条：“（凤）县东南百里，相传夜有神车截佛到此。流至留坝厅西江口，会入紫金河（即褒水）”。车倒河与迴车应无牵扯，其既不在汉晋褒斜道上，也不在唐宋褒斜上。其二为三岔驿。严先生依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中《石门铭》录文：“迴车至谷口三百余里”，以明清褒城至凤县三百六十里路程推之，认为“则三岔驿约即唐之迴车戍”。三岔驿在凤县（古凤州）南５０里，自凤州南越凤岭，下岭即达，为连云栈道重要驿站。清代在距三岔驿西南约８里的废邱关（今称留凤关）设三岔驿丞署。但其距谷口里程，显然与《石门铭》石刻所记“二百余里”不合。
③郭荣章先生在《石门摩崖石刻研究》一书中，依《石门铭》石刻“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以里程推算，把迴车确定在凤岭与柴关岭之间的南星乡连云寺村。南星亦为连云栈道的重要驿站，清代在此设南星巡检兼驿丞署。连云寺北距南星约４里，为古陈仓道与连云栈道的交会处。据郭荣章先生考证，连云寺村与《读史方輿纪要》卷５６中所记桑平铺地理位置相符，桑平铺又称桑林铺，唐末五代曾在此置桑林戍，为屯兵要地，故桑林戍也即北魏时的迴车。
④李之勤先生在《蜀道话古》一书中，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２７沔水所记：“褒水又东南经三交城，城在三水之会故也。一水北出长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东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认为三交城的位置在今留坝县江口镇，也是当时由汉中取褒斜道向西北去凤州与向东北去长安的分道处。直到明清时期，由江口溯西河支流经玉皇庙、三岔越凤岭去凤州，再沿小峪河去两当、徽县都有路可通。江口距褒谷口亦在二百里以上。《石门铭》并没有说迴车不在褒水河谷，因而，迴车似亦有在江口附近的可能。
⑤凤县地方志办公室经调查认为回车戍今属留坝县江口镇，此距凤州的里数和方位，也与清·光绪《凤县志》所记“在凤州南一百六十里”基本相同（见《续修南郑县志校注》第６卷记事志注文）。
江口为古褒斜道必经之地，南北朝时地处梁州北境，与雍州、南岐州接圵。唐代称青松驿，孙樵《兴元新路记》：“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亩，谷中号为夷地，居民尤多”。清初在此设千总署和游击营。与宁陕之江口分据东西，为山南用兵重镇，故又称留坝江口为西江口。清·嘉庆《汉中府志·关隘》：西江口“崇山环列，清涧中流，溪岸有小田坝。东达洋县、南接城固，北通歧、眉、宝、凤，为山中四通八达之所。五方杂处，最为要隘，设有千总汛防守”。作为军事要地，其地理位置显比前述之三岔、南星连云寺为重。故而笔者认为李之勤先生“迴车似亦有在江口附近的可能”之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江口只有二水（褒水、太白河）之会，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记三交城有三水之会又略有不符。笔者曾因汉中市博物馆古褒斜道陈列，先后两次沿古褒斜道考察收集陈列资料，经实地踏勘，在距江口镇西南约十里处有村庄名江西营，与郦道元所记三交城之地理特点颇为相符，即有可能就是北魏迴车戍的所在地。
江西营作为三交城之地理特征及实地调查情况如下：褒水与太白河在江口交会西南流至江西营，在此又与自西北南流之西河交会，形成三水之会。实际上，还有自西东流的篙坝河作为西河之支流又先与西河交会，在此形成了四水之会。西河古称虢川河，即郦道元所说“一水出仇池”。《水经注》中只取其重要的流经较长的三条河水作了记载。
三交城，筑以置戍毫无疑义。此城也是《水经注》中记载褒水流经之地唯一的军事城堡。其北可防御利用褒水、太白河、虢川河三条谷道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南可扼守褒水谷道，以阻敌军南进。三交城因城所处的地理特点而得其俗称，而其戍守之名称，《水经注》中虽未载，但北魏《石门铭》中之“迴车”恰好为其作了补充。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江西营还先后发现了古城遗址和汉代遗物。据曾长期在留坝县文物单位工作过的陈泽孝先生反映，他曾在江西营作过多次调查。据该大队干部罗孝进同志讲，１９７１年农业学大寨抬田时，曾在该村砖厂挖出古城墙基础一段，宽约４米、高约１米、长约５－６米。在墙基以内还发现古代水井一口。以后又陆续发现多处城基。城内台地约６０亩，东面背依高山，北、西、南三面凌空，下有褒水环绕，居高临下，易守难攻。１９８７年，陈泽孝还捡拾回残留在河东岸坟地中的汉砖数页，纹饰为几何形（见第三届褒斜石门研讨会论文资料）。笔者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同我馆人员刘洁、李峪生、冯军等同志在考察中，也曾在此搜集到汉代残砖数块，现仍陈列在我馆褒斜栈道陈列厅。另据曾担任过留坝县张良庙文管所所长的彦小红先生介绍，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７日，江西营砖厂在取土时，发现两座古代墓葬。经留坝县文物部门和市考古队左汤泉先生前往清理，出土有汉代铜镜、陶罐、陶豆、陶博山炉及“大泉五十”古钱币等随葬物品。以上情况表明，江西营自汉代时就是一个戍兵和居民集聚之地。凡此，亦可为迴车位置的拟定，作一实物之旁证。
五、 西魏达奚武伐南郑之路线试析
迴车位置的基本确定，进一步表明北魏羊祉所开创之旧路，应为汉晋褒斜道而非迴车道。褒斜道的重新开通，使其迅速恢复了由北魏政权直接管理和使用的官驿大道的功能。不仅加强了北魏政权对汉中地区的统治以及对巴蜀地区的扩张，也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罽毼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石门铭》）。但这种局面只持续了十多年，之后因北魏宣武帝驾崩而停止了对巴蜀地区的扩张。后又因内乱，分为东魏和西魏，互战不休，已无遐南顾。梁大同元年（５３５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克之，魏梁州刺史史元罗降”（《梁书·本纪三》）。兰钦“改授都督衡桂二州诸军事、衡州刺史，未及述职，魏遣都督董绍、张献围南郑。梁州刺史杜怀瑶请救，钦率所领援之，大破绍、献于高桥城，斩首三千余。绍献奔退，追入斜谷，斩获略尽”（《梁书·兰钦传》）。汉中重新被梁收复之后，由北魏复通的褒斜道，又再次因战争割据而中断。至西魏废帝元钦元年（５５１年），西魏丞相宇文泰命大将军达奚武由宝鸡出散关伐南郑。南朝梁州刺史萧循被迫投降，汉中又为西魏所有。西魏南伐之目的，仍是蹈北魏之前辙，据汉中而征巴蜀。因此修复南北之交通要道成为急务，遂有西魏恭帝元年（５５４年）宇文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陆腾等五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里，至于梁州”之举措。所谓“梁汉旧路”，以旧路之含意和里程推之，也即由关中通往汉中（亦称梁州）的汉晋褒斜道。正如清初史学家顾祖禹所言：“西魏末宇文泰使崔猷开梁汉旧路……亦即褒斜道矣”（《 读史方輿纪要·汉中府》）。
关于达奚武伐南郑之路线，据李之勤先生考证，达奚武出散关，攻武兴（今略阳）、白马（今勉县武侯镇）而围南郑之进军路线大致是沿故道而行，其既不在秦汉褒斜道上，也不在唐宋褒斜道上（见李之勤《关于褒斜道的名实问题》载《古道论丛》）。如此，不仅与《元和志》所截达奚武“由陈仓路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相左，也与将迴车确定在褒斜道之江口镇附近相矛盾。“由陈仓路”，说明达奚武进军路线，北段必取宝鸡、散关至凤州（梁泉）的故道线。而“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又必与迴车之南的曾被称为“斜谷关”的关隘和褒斜道有关。且“梁将杨贤以武兴降，梁深以白马降”又均见于《周书·达奚武传》之记载，何以释疑？拙见以为，以前史之鉴，曹魏曾五道代蜀，褒斜道为主要进军路线之一。西晋、北魏都曾重视对褒斜道的修治和利用，如前述夏侯道迁降魏，北魏邢峦取汉中，也皆取褒斜古道。因此，此次达奚武以三万兵力（一说七万）伐南郑，很有可能以凤州的为分兵之地，两路进攻成夹击之势。一路自凤州沿故道攻武兴、取白马。一路沿凤州通往褒斜道之安河、西河谷道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出褒谷围南郑，继而出白马道伐蜀。此与《元和志》所记进军路线、方向正合，亦可补《周书》记载之缺。
在此有必要将连接故道与褒斜道的安河、西河谷道和《元和志》中被称为斜谷关的地理位置作一简要阐述。
安河、西河谷道：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三水之会的三交城时所说“一水西北出仇池”，此水即西河。自三交城溯西河而上有谷道与凤州之东的安河上源相通。顺安河而西，即达凤州，凤州在东晋时曾为仇池氐镇地，故郦道元有西河水“西北出仇池”之谓。安河即马鞍水，《水经注》卷20：故道水西南经故道城东“与马鞍水合。水本出马鞍山，历谷西流，至故道城东，西入故道水”。清·嘉庆《汉中府志》卷3谓：安河“两岸颇有稻田资其灌溉”。安河河谷开朗，谷道平缓。自凤州溯安河而上，经今红光、河口镇、安河寺、至核桃坝，东去越西河之上源中曲河（古称车道河）、杨家河、平木、靖口关、河池关与褒斜古道交会，此即河池关至凤州古道。唐孙樵《兴元新路记》在记述“五里岭”时曾自注：“出岭西亦古道”，即此。自核桃坝沿西河河谷南下，经空棺子、坪坎、石家湾、可达江西营，也即本文中所拟定的三交城和迴车所在地。以里程计算，凤州至核桃坝约80里，核桃坝至江西营约90里，总计程约170里，与《寰宇记》所记迴车戍在县南“一百六十六里”基本相合。
在自凤州越凤岭、柴关岭、经今留坝而至武关驿与古褒斜道之南段相连接的被称为唐宋褒斜道的这段驿道未开通之前，安河、西河谷道应是由古褒斜道之迴车西北出凤州、散关至陈仓的重要通道。东汉《石门颂》曾记：“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即指氐羌族南寇对褒斜栈道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其南寇所经，疑即与安河、西河谷道有关。此谷道中之平木，据说为“平墓”之讹传，还有“空棺子”等地名，故老相传都与三国时的诸葛亮北伐有关。在坪坎以南的西河河谷中，至今还有古栈道栈孔的遗迹，亦可知此谷道的历史作用。
斜谷关：斜谷本褒斜道之北段斜水流经的河谷，亦为褒斜二谷之统称，斜谷口在眉县西南30里，为褒斜道之北口，谷口有关曰斜谷关。而达奚武伐南郑“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所言之“斜谷关”显然与褒斜道北口的斜谷关无涉。此条记载见于唐代人所撰《元和志》，说明唐代在褒斜道上还有一处被称作“斜谷关”的关隘，其具体位置《元和志》未载，因此，只能借助宋代人的记述来作一确定。
宋郭允蹈《蜀鉴》卷1：“寰宇记曰：褒口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为一谷。自褒谷至凤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凤翔府眉县，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
宋祝穆《方輿胜揽·兴元府》斜谷条：“在府西北，入斜谷路至凤州界百五十里，有栈阁二千九百八十九间，板阁二千九百八十二间。土人云，其间有一溪，可行舟”。
又武休、饶凤关条：“凤州之东，兴元之西，褒斜谷在焉。谷口三山，翼然对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为驿路，所以通巴汉。旁连武休关，又极东为饶凤关，地斗入，粮运难致，异时倚饶凤以控商、虢，由武休以达长安，故当关为蜀之咽喉”。
上述宋人之记载“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以及栈阁、板阁间数，显指褒斜道之南段，而所言“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和“异时……由武休以达长安”，也明指为汉晋褒斜道而非唐宋褒斜道。自褒谷至凤州界一百三十里处，即今留坝县江窝子，正是宋代武休关所在地，古代在此设武关驿。“武休关”之名，不见于唐人记载，故《元和志》迴车条中所说：“斜谷关”，疑即宋代的武休关。该关地处汉晋褒斜道和唐宋褒斜道的东西两道分岔处，南控褒斜一线，素为汉中之北门户。无论汉晋或唐宋乃至明清，由褒斜道取汉中必先夺此关。正如宋人祝穆所言，武休关颇具“蜀之咽喉”的重要战略位置。
结束语：现有研究成果资料表明，自秦汉以降，至迟在唐代中期之前，古褒斜道仍发挥着官驿大道的重要作用。而由《通鉴》中一条“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的记载所引发的似是而非的北魏迴车道之说，无疑使古褒斜道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显著地位和使用价值大大地打了折扣，古褒斜道自北魏至中唐数百年间所发挥的作用将被轻易抹去，应引起研究者和《石门铭》石刻所在地的关注。故写此文参与讨论，以求解疑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