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章(汉中市博物馆)
历史上的褒斜道由褒水与斜水的两条河谷所构成。褒、斜二水同以衙岭山（今名五里坡）为发源地，各自反向分流，经长时切割而成为相互对应的山谷。古代的先民们很容易沿此二谷踏出一条穿越秦岭的通道，后来逐渐被辟为交通要道，且被誉为“蜀道之始”[1]。
然而，在北魏正始四年到永平二年（507～509年）期间，褒斜道曾有过一次大的改道，经过这次改道，褒斜道南端仍由褒谷上溯，至留坝县姜窝子处而离开褒水正流，西北折（原为东北折）至迴车，（见褒水与北栈河交汇处照片）进而抵陈仓（今宝鸡）。刊于《文博》杂志1986年6期的拙作《褒斜道改道至迴车考辨》一文，曾对此有所论及，因受当时资料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深感论说中言而未尽，且有一定遗漏，故有重论之必要。
一、关于迴车的名称及其定位
关于褒斜道的改道，镌于汉中褒谷古石门隧道东壁的《石门铭》摩崖曾记此，其文云：“三年（正始），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秦二州剌史泰山羊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见《石门铭》照片）就文义而论，这里的“迴车”，显系地名。但在《周书·崔猷传》中却易“迴车”为“通车”，其文云：“魏恭帝（拓跋廓）元年（554年），太祖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陆腾等五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北史·崔猷传》所记与此同。《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梁纪·元帝承圣三年又云：“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胡三省针对上述“通车”与“迴车”之别辨之曰：“《北史·崔猷传》：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崔猷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此特因旧路开而广之以通车耳。前史盖误以‘通’字为‘迴’，传写者又去其傍‘回’也。”胡三省的立意甚明，他是以“通车”为正的。他可能未见到《石门铭》的原刻或拓本，《石门铭》出自北魏梁秦典签王远之手笔，当时人记当时事，不会把“通”字误作“迴”字的。《石门铭》迄今健在，“迴”字也还清晰。“迴”与“回”本通。所以《通鉴》以“回”字为正，即肯定“迴车”是对的，此说有《石门铭》为据。倒是胡三省所称“前史盖误以‘通’字为‘迴’”字之辨，实属臆断耳。以此推之，《周书》和《北史》的《崔猷传》中所云“开通车路”之“通”字，当属“迴”字之误。 “迴车”，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二，《凤州·梁泉县》云：“在县西北六十里。”这个方位不确，当以西南为是。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四，《山南西道·风州·梁泉县》条称“迴车戍在县南一百六十里”。《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并称，兴元至凤州三百八十里，兴元至褒城三十里，则褒城至风州三百五十里。减去褒城（即褒谷口）至迴车二百余里，则凤州至迴车应是一百五十里左右。此与《太平寰宇记》所称“在县南一百六十里”较相近。《石门铭》云：“自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莫不夷通焉”。“谷口”，即汉中褒谷口。参照原宝汉公路（未开凿隧道）的里程可知，自褒谷口到今凤县南星乡的连云寺村为101公里，汉时之里略小于今里，大体合于“二百余里”之数；加之连云寺村是沔凤与褒凤两路的交会点，也是故陈仓道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迴车”的“迴”字或取此义。所以拙见以为，西魏时的迴车戍当在今连云寺村为宜。
考《周书·文帝纪》，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达奚武“由陈仓路取迴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者，即此也。《北史》和《周书》中的《达奚武传》皆曾记此，且详。白马道在今勉县，达奚武何不径取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而绕道勉县呢？究其原由有二：其一、在达奚武进军之际，梁将梁深已以白马道降魏，而南郑却有南梁的梁州剌史萧循固守[2]。达奚武若径取南郑，必然受阻，因而绕道白马城，以便从西翼取大道进击南郑。其二、当时的迴车与白马道有道可通，此即刘邦北定三秦时暗度陈仓之道。《大明一统志》卷三百一十三，《汉中府·古迹》条记之曰：“陈仓道，在沔县东二十里，由百丈坡入，今荒塞。”明嘉靖《汉中府志》卷十，《丛纪·古迹·凤县》条亦云：“陈仓道，南一百里，入自桑平铺山口，至沔县百丈坡出。”清嘉庆《汉中府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皆然此说，且更为详细。总括诸家所云，虽沿途的小地名详略不一，但其南为百丈坡，北系陈仓沟（亦即桑平铺），却无异议。由实地勘查得知，在今凤县南星乡连云寺村，村头立有一通镌刻着“对面古陈仓道”的古碑，所谓“对面古陈仓道”，即指与此碑隔河相望的陈仓沟。尽管陈仓还在秦岭之北，而由百丈坡到陈仓沟这一段，因其荒僻无人，刘邦用“韩信之计”由此进军北定三秦，故有“暗度陈仓”之说。陈仓沟这一地名亦源于此，取其纪念意也。由陈仓沟近傍的连云寺村北行，乃陈仓道之大道。可证达奚武由陈仓路取迴车戍进军至白马之说，是说之成理的。
二、关于褒斜道改道的起因及其归属
要探寻改道的起因，必先了解这次改道的全过程。对此，《石门铭》记之颇详。兹据《铭》文所记略述于后：
《铭》文云：“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磵阁堙裭，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萝扪葛，然后可至。”这是对堙塞已久的褒斜栈道残破景象的描述。征之于史，褒斜道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1年）修治[3]后，到北魏正始元年（公元504年）汉中归附北魏之前，未见有再次修治的记载，特别到东晋之后，随着南北隔绝，道路废塞达百余年之久。由于长期失去养护，原来的路基和栈阁遭到惨痛的破坏。此为北魏朝廷在交通上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北魏朝廷不得不着手治道，诚如《铭》文所云：“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阻盘迁，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所称“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者，系指夏侯道迁叛梁降魏之事。《通鉴》卷一百四十六，梁纪·武帝天监四年纪曰：“初，谯国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从裴叔业镇寿阳，为南谯太守，与叔业有隙，单骑奔魏。魏以道迁为骁骑将军，从王肃镇寿阳，使道迁守合肥。肃卒，道迁弃戌来奔，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南郑，以道迁为长史，领汉中太守。黑卒，诏以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未至，道迁阴与军主考城汪忱之等谋降魏。”自此，北魏遂有汉中。因《石门铭》出自魏人之手笔，故有“汉中献地”之说。《魏书》称，正始年闰十二月癸卯朔，夏侯道迁据汉中降。是岁，值梁天监三年；而《梁史》云魏陷梁州于二月，即天监四年之二月，《通鉴》据《梁史》，故将这段史实纪入天监四年。自夏侯道迁降魏之后，魏人始得入梁汉，从而使中断百余年的褒斜道得以复通。但是，褒斜道南端长达十六米的石门隧道，却被泥土堙塞，短时不能通行，为使南北交通不致中断，只好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此道盘旋于山巅之间，百步九折，很难行走。加之，道路的全线“崖岸崩沦，磵阁堙褫”，给往返行旅造成极大的困难。基于此因，“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朝廷从其所请，诏贾三德成其事。起自正始四年（507年），迄永平二年（509年）毕功。《魏书·世宗纪》亦云：正始四年九月，“甲子，开斜谷旧道”，即指褒斜道改道之事。惟称“开斜谷旧道”之语，因其将此前出斜谷至郿县之道与至迴车之道有彼此混淆之嫌，故欠妥。
综上所述概而言之，北魏朝廷之所以决策改道至迴车，当基于以下诸因：
其一、久经堙塞的褒斜道，在北魏正始元年，随着汉中的归附北魏而得以复通。但由于这条道路残破不堪，全面修治费时费工难以应急；
其二、当时的北魏朝廷将梁、秦二州归并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元，梁在汉中，秦在天水。羊祉作为梁秦二州军事和行政长官，他疏请改道至迴车，有利于加强梁、秦二地之间的联系，以便于他的统治；
其三、此前自迴车而北，越散关、抵陈仓，已被辟为通途。这段已通的道路为改道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正因为有这段已通的道路可资利用，所以在改道中只需着力于褒谷口至迴车这二百余里的工程，却可收到全线畅通之效应。这不仅节约了人力和财力，更主要的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保证南北之间的畅通，有利于北魏政权向汉中乃至巴蜀的开拓，这当是改道的主因。不难窥见，北魏正始四年到永平二年的褒斜道改道，是以原有道路为基础的。诚如《铭》文所云“开创旧路”者，是也。这里的旧路，主要包括褒谷口到姜窝子这段汉魏古道和刘邦北定三秦时的陈仓道；也包括姜窝子到迴车这段民间往来的步履之道。准确地说，这次改道是将汉时褒斜道南段和陈仓道北段首次连缀起来，而其联结点便是迴车。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汉初的陈仓道作为依拓，羊祉疏请改道至迴车，便是无从理解的盲动。可见褒斜道改道的本身，当是陈仓道存在的实证。至于魏恭帝元年，崔猷等奉命“凿山堙谷五百余里”，是对改道后的道路的全程修葺，经过这次修葺，使之日趋完善、定型。
改道后的褒斜道，虽沿途经地、走向、路线都变化很大，但其名称如旧。北魏永平二年之后的史籍中，但称褒斜道或斜谷道者，皆指此而言。历经隋、唐、五代、宋、元诸朝，褒斜道一直是汉中通往关中西部的交通要道，后为明清时的连云栈北栈和民国时的西汉公路宝汉段所取代。
三、改道后的道路规模及改道者的建树
《石门铭》云,改道后的褒斜道“阁广四丈，道广六丈。”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87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所记，“后魏前、中、后三等尺，为自后魏初至西魏完，北朝所用之尺。但其间分用年代不可考，正所谓杂用者。”察看其《魏至隋历代尺之长度差异比较图》得知，后魏前尺合0.8343市尺；后魏中尺合0.8370市尺；后魏后尺合0.8853市尺。今以前尺为例，阁广四丈，合33.372市尺，11.124米；道广六丈，合50.058市尺，16.682米。这三种尺彼此相差甚微，仅举其一种，似可知其梗概。《铭》文所称之阁，当为栈阁；道系指经过开拓的山道。这种阁和道的宽度，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北魏之后至唐宋诸代也有所不及。由此不难窥见参与改道者的光辉建树。
《铭》文记述，羊祉疏请改道至迴车，北魏朝廷从其所请，“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铭》文进而对贾三德其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元凯，即杜预，元凯为其字，西晋名臣，晋武帝泰始中，“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代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德衡即马钧，其字德衡，扶风人，仕于蜀汉。以改进织绫机著称于世。见时之织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踏具），操作不便，功效很低，他易为十二蹑，提高功效四五倍。又做翻车，可用以连续提水。见诸葛亮之连弩，既称巧又曰未尽善也，作之可令加五倍。被誉为天下之名巧。铭文举此二人以喻三德，以为三德之造诣，比起这两人更有过之。三德奋力三年，使迴车至褒谷口二百余里的山道“莫不夷通焉”。且有“阁广四丈，路广六丈”之规模。“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昔木牛之劳。”铭文以此赞誉三德所修之道。王生之事出自《汉书·王尊传》，谓王尊先为眉县令，后迁益州刺史。此前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至邛郲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这一往事反映了蜀道之险。王阳即王生，若步履于三德修治之道，则不会有畏途之叹了。葛氏者，诸葛亮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蜀汉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可见木牛、流马在诸葛亮北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适应当时山地运输的负载工具。三德治道后，诸葛亮若健在，或可改用大车运载物资，就不必再有木牛、流马之劳了。铭文云：“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班，即公输班，鲁之巧人，亦称鲁班。尔即王尔，《韩非子集释》上《奸劫弑臣》：“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可证王尔也是我国古代的能工巧匠。张即张衡，蔡即蔡伦，是我国古代的两位发明家。说三德之巧思，如同鲁班、王尔，其筹措恰似张衡与蔡伦，又有“忠公忘私”的品德，从而构成其惊人之创举。三德不愧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治道专家，惟因职微位卑而不见于史，铭文所记堪补史之所缺，当是弥足珍贵的。
四、褒斜道改道的历史效应
今天在现代化建役的进程中，一条道路可带动一方的兴起，交通瓶颈的解除，就是腾飞的开始。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理念，而是既成之事实。远在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北魏时褒斜道的改道就是极好的例证。事实证明，这次改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其一、公元509年，改道工程完功，首次将今汉中、留坝、凤州（包括凤县）、宝鸡连成一线，促进了沿途各地的开发。以留坝为例，清王照编纂、吴从周编辑的《留坝厅志·疆域·第一节》记曰：“留坝本名刘坝，不知何时易今名，俗附会为汉留侯张良封邑也。”从附会汉留侯封邑得知，这已在明以后了。同书《厅地历代沿革·第一节》云：“乾隆三十年正月，始分凤县地置留坝厅，……三十九年，改设总捕水利同知兼领凤县柴关驿务，于是规模大启。”当时的留坝已是沿途的重要驿站，且有驿丞署，故能兼领凤县柴关驿务。事实上留坝之崛起是与驿务密切关联的，唐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4]云：“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其中的安山驿，即后来的留坝驿。随着驿的发展，过往人流之增多，有效带动了留坝诸业之繁荣。至于凤州（包括凤县）、宝鸡的境况，原本比留坝好，褒斜道改道后，使其增添了直通汉中这条新路，成为诸路并通之要塞；特别是宝鸡，能作为关中西部之重镇，褒斜道之改道功不可没。
其二、改道后的褒斜道，各代屡予修治，直至民国时的西汉公路宝汉段，大体皆沿用改道后之路线，从中可寻觅古今道路建设的共同规律。这里不妨以民国时修建西汉公路的选线情况为例以作对照，
关于西汉公路的选线，《陕西公路史·近代公路》一书35——36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曾有所记，该书认为，关中与汉中之间历来有多道可通，而以北栈道（即汉中至宝鸡之道）和褒斜道（即汉中到眉县之道）为优。民国23年（1934年）4月23日，经委会工程司孙发端、张昌华和国联顾问奥京斯基会同陕西建设厅技正郭显钦，由西安出发到宝鸡，再沿北栈道经凤县、留坝、褒城，于5月1日到达汉中。翌日，由汉中出发向北勘察，同行至留坝姜窝子处分为两组：孙发端、郭显钦等为一组，走褒斜道；张昌华、奥京斯基等为另一组，仍循北栈道复勘，两组相约在西安会合。褒斜道勘察组由姜窩子经江口至太白县，再经鹦鸽、斜峪关出山，过齐镇至眉县，又东行于12日抵西安。北栈道勘察组已先一日到西安。
两组勘察后，一致认为，就发展地方经济而论，北栈道西通甘肃徽县、天水，北通宝鸡、凤翔以接关陇，为西北要津，商旅甚多；沿线居民和耕地较多，修建公路发展地方经济远比褒斜道（指汉魏古道）优越。从军事而论，凤县、宝鸡、凤翔为大西北通往大西南的要冲，褒斜道则位置偏东，不便作为西北与西南的干线。以工程而论，褒斜道由眉县入山至姜窝子长156公里，约需工程费123万元，而由宝鸡入山至姜窝子长164公里，约需工款105万元，可节约18万元。基于上述各点，决定采用由宝鸡入山，越秦岭走北栈道路线。这里所说的北栈道，实际是以改道后的褒斜道为发端的。可以说改道后的褒斜道，为西汉公路的选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史的演变往往有其惊人的相似性，北魏时的褒斜道改道与民国时西汉公路宝汉段选线当为其例。两者虽时代不同，但所采用的治道规律却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北魏时的褒道改道更具有首创性。
在世代更迭中，道路的变迁时常受到时代的制约。早期的褒斜道，因褒斜二谷而成，取其自然优势；同时也兼顾自长安入蜀之近便。北魏时的改道，主要着眼于现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使之在为现实服务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五、改道前修治的七盘道
据《石门铭》所记，北魏正始元年（504年），龙骧将军羊祉率军初据汉中，为急于沟通南北，保证运道畅通，乃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此道由今七盘山之北麓盘旋而上，再由山腰中辟小径南下，至褒谷口西侧出山。因其弯折颇多，《铭》文称其“九折无以加”，后世称其为“七盘道”。（见七盘道及其石碑照片）就连七盘山之得名，亦源于此。其南段隐于七盘山南坡之葱茏中，迄今幸存，长约二里许，最宽处尚能通行人力架子车，愈北路愈窄，至中段恰逢崖壁陡峭之地，其上的山巅，形似昴首之雄鸡，（见鸡头关照片）后世有“鸡头关”之美誉。这段路很难走，唐孙樵曾步履之，其《出蜀记》云：“又东涉鸡帻之蹇墟，”即指此，后接“下七折之峻坂，”即七盘山北坡的弯折之地。这段弯折之地已被后世辟为石阶小道，是连云栈道北栈的组成部分。今石阶犹存，且已作为游人的览胜之道，过往者络绎不绝。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赴石门故地作过调查，其调查报告中记述：“在石门洞南20余米的难以攀登的悬崖上，发现一尊立式石雕菩萨像，距昔日栈道面约二米多。先凿一龛，龛下部宽0.34米，高0.39米，深0.02米，上部呈火焰形。从衣着纹饰判断，当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早期作品”[5]。从大量传世的北魏菩萨像推知，这尊菩萨像或是北魏人的遗作，可惜今已不存。
七盘道是褒斜道改道前的应急之道，一旦改道完功石门复通后即无人问津。但因石门所在地仅高出褒河水面8米（1962年冬季查勘所知），每逢河水暴涨，即被洪浪淹没。即使雨过天晴，清理石门内的淤泥，连同修复被毁坏的栈阁，诚非易事。所以过往行人又不得不行走于七盘道。唐人孙樵行经于此，便是基于此因的。
位于褒谷南段的连云栈北栈，路基空前升高，以接受历史教训；而且早前的栈阁多被易为砭子路，以其经久耐用，迄今犹可通行。（见连云栈北栈南段局部照片）为时暂短的七盘道，被连云栈所取代，乃是道路演变之必然。
自褒谷口到姜窝子，原由褒谷出斜谷至郿县的褒斜道与改道后的褒斜道交织在一起，其现有遗迹难于区分二者之别，而且已被今人纳入汉魏古道范畴，屡见于有关论述。虽然改道后的褒斜道有“阁广四丈、道广六丈”之规模，但其依山伴水的延伸部分，今已无迹可寻。鉴此，上述之七盘道，作为改道时褒斜道（褒谷口至姜窝子段）的惟一见证，是弥足珍贵的。（整理自汉中市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