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汉中，不仅是西部的战略要地、全国的经济重地，而且是文人墨客胸中的圣地、全国的文化名地。对汉唐盛世的向往，对文人雅文化的追求，对经世致用学风的探索等等，这一切都使宋代文人将目光聚焦到了汉中。在此背景下，石门石刻在宋代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汉中走向全国，成为全国金石学研究的热点。
石门石刻是一条文化隧道，引导着宋代的文化名人关注汉中，增添了汉中文化圣殿的色彩；石门石刻是一道文化大门，引导着我们进入汉中文化的殿堂，尽情饱览宋代汉中文化的繁华胜景。
宋代是石门石刻文化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宋人格外的珍惜、呵护石门石刻，开创了石门石刻保护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宋人创立金石学，开辟了石门石刻研究的新时代。据郭荣章先生的《石门石刻大全》统计，有存文者177品，其中“计有汉刻八品，魏晋南北朝刻石五品，唐代刻石四品，宋刻四十八品，元刻一品，明刻七品，清代及民国初年刻石104品。在清代之前的73品石刻中，宋刻48品，占总数的66%；在包括清代在内的159品石刻中，宋刻占30%；在一千九百四十二年的石门石刻发展史上，宋代的石门石刻和石门石刻的研究保护，不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大大提升了汉中文化的魅力。
在48品宋代石门石刻中，游人题名石刻有38品，如果再加上两品游石门题诗，则游石门题刻占到40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已将汉中石门石刻视为国之瑰宝，不仅游人纷至沓来，而且著录、研究石门石刻也蔚然成风，这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了汉中文化的繁荣与声名远播。
北宋是金石学诞生的时期，同时也是石门石刻开始走向全国的重要时期。欧阳修、赵明诚、文同三人，不但开创了石门石刻研究的先河，而且为石门石刻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在包罗极富的著作中，石门石刻的代表作《石门颂》、《石门铭》赫然在目。《集古录》卷三《后汉司隶杨君碑》：“右，汉司隶校尉杨厥碑云：余（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其辞大略如此，其刻画尚完可读，大抵述厥修复斜谷路尔，但其用字简省，复多舛 缪，惟以巛为坤，以余为斜，汉人皆尔，独诋字未详。”《集古录》卷四《后魏石门铭》：“右魏石门铭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遂开，假节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剌史羊嗣开创旧路，诏遣左校令贾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其余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欧阳修虽未亲履汉中，但他释“巛”为“坤”，释“余”为“斜”等正确的见解，都为后人研读《石门颂》奠定了基础，但他在《石门颂》和《石门铭》中，云石门的开通与斜谷路的开通，“乃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也，”则是一大错误。石门开通于永平年间（63-66年），后遭毁坏，杨孟文建议开通，因此《石门颂》中有“杨君厥字孟文”之句，这里的“厥”是语助词。导致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是郦道元，欧阳修受其影响。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受到欧阳修的影响而作，但其在许多方面弥补了《集古录》的不足。《金石录·序》云：“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伪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由于《金石录》重在补正前贤的阙失，所以所收石门石刻仅《石门颂》一品，《金石录》卷十四《汉司隶杨厥开石门颂》：“右《汉司隶杨厥开石门颂》。余尝读范晔《后汉书·邓骘传》有云：‘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章怀太子注以谓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下为小‘二’字，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乘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其说甚辨，学者信之。今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断绝。’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书》注本必然也。”这实际上是纠正了李贤《后汉书》注中的错误，也为后人利用《石门颂》扫除了一大障碍。
南宋时期，汉中不仅是秦岭——淮河防线上最前沿的战略基地，而且也是南宋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文化圣地。辛弃疾说：“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陆游说：“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因此，南宋时期，石门石刻及石门风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对石门石刻的欣赏游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现存48品宋代石门石刻中，南宋人的石门题名、题诗等，就占了41品。由此可知，石门风景区在南宋时期已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景区的文化之魂就是石门石刻。
南宋石门景区最早的题名是建炎年间李彦粹等人游石门后的题记：“河南□彦粹游石门，登玉盆。预行者定武□□子实，开封王师颜希贤、徐师民叔瞻，秦亭李师古□从，冯翊傅汝砺彦王，洛阳□中直子王，建炎已酉岁清明前一日行记。男松年侍。”由题名者及随行人员来看，基本上是由开封、洛阳、长安撤退到汉中的官员，反映了南宋初年北人南迁，给汉中文化带来了活力。孝宗乾道年间陆游、阎苍舒等文人学者云集汉中，促进了汉中文化的发展和石门刻的保护与研究。乾道八年初（1172年正月），陆游赴南郑作为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任职“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虽然汉中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却给汉中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陆游于当年正月由蘷州出发北上汉中，终于是年十二月离开汉中到成都，前后历时近一年，实际在汉中呆的时间只有八个月。在此期间，陆游写汉中的诗有100多首，他自述在一次过河时将部分诗稿坠入水中，现存下来的有30多首，再加上他多次往返秦蜀栈道上的诗，大约近80多首。陆游的现存诗中，虽然没有石门景区的诗作，但却有不少秦蜀栈道的精心之作。
宋代是石门石刻与石门石刻文化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开创了石门石刻研究近世化的新时代。
一、宋代的汉中，不仅是全国的战略要地、西部的经济重地，更是文人墨客胸中的胜地、全国的文化名地，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石门石刻的重视，成为金石学研究的热点。
二、宋代求新求真的学风，加速了金石学的孕育诞生，开创了中国特色考古学——金石学的新时代，从此石门石刻由供人欣赏的书法艺术作品，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以为是正伪谬，有功于后学甚大”（赵明诚语）
三、宋人开启了汉魏“石门十三品”研究保护的新时代。欧阳修、赵明诚树立了金石学研究的典范，影响了宋代以迄民国的石门石刻研究；晏袤等人对汉代石刻的考释、题刻，丰富了汉代石刻研究的内容；宋人对“玉盆”、“衮雪”等汉隶大字的保护功不可没。
四、宋代开创了石门石刻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新模式。宋人不仅研究保护石门石刻，而且已初步形成了以石门为核心、以山河堰——石门的褒河河谷为轴线、以鸡头关、河东店（花村）为两翼的宋代石门景区，成为当时汉中旅游的热点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