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其起源、构造、类型、历代通塞变迁及其在古代重大的政治、经济作用，经过近几十年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川陕史学、考古、文博诸多学者的努力探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并已逐渐达成共识。但是，蜀道并非只是具有交通史意义，数千年历史风云在蜀道上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包括蜀道沿途汉魏以降历代摩崖石刻、题名纪事、镌刻书艺、佛道造像以及有关蜀道旅历的历代诗词歌赋、游记散文等，笔者称之为“蜀道文化”。笔者近年来参与蜀道研究，曾就蜀道文化内容之一的唐宋蜀道诗作过一些探讨，现拟对范围与内涵更为广深的蜀道文化从整体高度加以简要论述，以期对蜀道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
一、蜀道历史文化遗存概说
作为逾越古代秦岭、巴山，沟通关中平原、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的蜀道，主要有关中越秦岭通往汉中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即所谓北栈；自汉中通往蜀中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自四川涪陵、达县越巴山经汉中西乡接子午道）即所谓南栈。数千年漫长岁月中，千里蜀道线上，使臣赴任述职，商贾南北往还，文人墨客题咏，地方官吏修栈勒石，各种活动在蜀道沿线留下断断续续的文化遗迹。不仅是中国古代道路工程史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关金石书法、诗词颂赋、游记散文、佛道宗教造像的珍贵资料。蜀道摩崖石刻主要有汉中褒谷石门摩崖石刻、故道沿线的《西狭颂》、《郙阁颂》摩崖石刻、陕西留坝的西晋二十四孔阁石刻、洋县华阳黑水河山崖的唐建中三年石刻、四川梓潼长卿石屋与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鸣山《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广元观音崖石刻纪事等；蜀道书法着名的有褒斜道上的有东汉《石门颂》、《杨淮表记》、三国《衮雪》碑、《李苞通阁道记》、北魏《石门铭》、南宋《重修山河堰落成记》、清代汪灏《栈道杂诗》刻石、罗秀书《汉忠武侯诸葛公八阵图注说》刻石，故道上的《西狭颂》、《郙阁颂》也是闻名遐迩的汉代书法珍品，与《石门颂》一起享有“国之瑰宝汉三颂”之美誉。蜀道诗歌有汉魏至明清历代有关蜀道羁旅的题咏酬唱，其中以唐宋最为丰富繁荣。蜀道游记主要有唐欧阳詹、李绅、刘禹锡、柳宗元、孙樵、宋代文同、苏辙、陆游、范成大；明代张岱、王士性、何景明；清代王渔洋以及日本人竹添井井等人的作品，其中重要的有《栈道赋》（欧阳詹）、《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兴元新路记》（孙樵）、《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文同）、《李括知洋州》（苏辙）、《蛮子省》（马可·波罗）、《广志绎》、《蜀道驿程记》、《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井井），包括元代以来外国旅游者的作品，都在中国文学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宗教遗存主要有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嘉陵江灵崖寺唐代卧石佛像、四川广元观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广元皇泽寺武则天石像、剑阁武连觉苑寺明代佛教壁画，以及属于道教遗迹的梓潼七曲山张亚子大庙和相传为唐玄宗夜梦仙人的“应梦仙台”等，大多分布于南栈沿线。这些蜀道文化遗存因地处荒僻险峻，距关中、中原等历史频发战乱区较远，战争破坏不大，故基本得以较完整的保存。从蜀道文化遗迹分布来看，故道、褒斜道、金牛道（南段为剑阁道）遗存较多，而傥骆、子午、米仓道遗迹较少，与历史时期蜀道诸路交通主支线繁疏状况大体相等，呈现出明显的偏差性与地域性。从蜀道文化分类来看，蜀道涉及古代刻石、书法、诗歌、游记、佛道造像、名人踪迹、神话传说等，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可视性的人文景观，又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是灿烂悠久中国文化史长河的一条独具特色的支流。
二、蜀道与蜀道文学
蜀道以艰险崎岖难行着称于世，而其闻名于天下，相当程度上又与历代诗人名士在其有关蜀道的诗文作品中的描写演染大有关系，李白一首《蜀道难》使蜀道声名远播即是证明。实际上，自汉魏以来，有关蜀道的颂赋、诗歌、游记就连绵不断，其中不乏名人名篇、佳作美文，形成一种以蜀道之旅为题材的文学形式——蜀道文学。石门摩崖中的《石门颂》、《石门铭》、《鄐君开通褒斜道》、《杨淮表纪》、故道线上的《郙阁颂》、《西狭颂》从文学形式来看，基本上属于汉代赋颂类文章。赋颂文体兴盛于两汉魏晋，班固《汉书·艺文志》、范晔《后汉书·文苑传》、陈寿《三国志》、严可均《全上古三国六朝文》等均收有不少赋颂类文章。颂其实也是赋的一种形式，专为歌功颂德而作，如《石门颂》就是颂扬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复修成褒斜道盛事功德之文，《石门铭》系歌颂北魏梁秦刺吏羊祉之文，《郙阁颂》、《西狭颂》都系歌颂东汉武都太守李翕之文。颂类文赋一般采用四言韵诗形式、典雅庄重、富于节奏。《石门铭》状描自然景观也十分凝炼生动：“水眺悠晶，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如此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句子还有许多。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评论颂体类文章时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练，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臣；敬慎如铭，而异夫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惰而变”。用之评价《石门颂》等蜀道颂体文章，同样是十分恰当的。
蜀道文字中成份最大、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蜀道诗起源于南北朝时代，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中即收有南朝萧纲、刘孝威、阴铿等人以《蜀国弦》、《蜀道难》为题的数篇歌词。唐宋川陕交通兴盛，蜀道诗创作也趋向繁荣，沈诠期、王勃、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郑谷、石介、文同、苏轼、陆游、范成大、吴泳、汪元量等着名诗人均有蜀道诗传世，其中象李白《蜀道难》、李商隐《筹笔驿》、郑谷《兴州江馆》、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等都堪称经典之作。明清时期，蜀道诗数量仍然可观，着名文学家方孝孺、康海、何景明、王渔洋、吴梅村、宋琬等都有不少颇具历史地理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诗作，其中尤以王渔洋陕川栈道之旅诗与宋琬《栈道平歌》、梁清宽《贾大司马修栈道歌》最为闻名。笔者曾在《唐宋蜀道诗的历史地理价值》、《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两文中重点探讨过蜀道诗的史地学术价值与文化思想史意义。元明清蜀道诗在唐宋蜀道诗主题、内涵、外延方面有更深广的开拓，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沉郁悲凉、幽远深邃的美学意境。
除蜀道诗以外，唐宋以来文人学士还写下了不少记述蜀道旅程的游记，或描述栈道沿途奇险景观，或抒发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感叹，其历史地理学价值和文化史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蜀道游记散文较重要的有唐代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刘禹锡《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孙樵《兴元新路记》、《书褒城驿壁》、北宋文同《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南宋李耆寿《灵崖叙别记》、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川陕部分描述、清代王渔洋《蜀道驿程记》、道光时日本学者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等。
唐宋至明清这批蜀道游记散文首先是研究川陕交通及其变迁的珍贵史料，如唐代后期新修的文川道（系褒斜道一旁支），《旧唐书》、《唐会要》等文献中记载极简略，以至后世许多史地学者甚感困惑。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始从晚唐文学家孙樵的文集中发现《兴元新路记》，问题方得以基本解决。《兴元新路记》为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孙樵亲历新辟的兴元路后所写，记述自己从扶风东皋门进秦岭入栈后沿途所见驿馆村落、山谷溪流、栈孔石刻，至山南城固文川驿出山。由于这条新路筑修不到一年便“为雨所坏”，通驿时间极短，所以孙樵之文是该道路唯一真实详细的文献，史料价值甚高。
自元代起，外国旅行家也开始旅游考察蜀道，并有记述。元世祖时着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有秦蜀之行，《马可·波罗游记》第四十二章、四十三章至四十四章先后记录了自忙哥刺(Mangalu)驻跸地西安府西行翻越秦岭踏上栈道径“蛮子省”(Achbaluch Manji)汉中府再越大巴山至成都府(Sin-din-fu)的长途旅行见闻。虽系马可·波罗晚年在狱中回忆所记，且又经过数种文字辗转翻译成中文，但依然可以反映元代川陕蜀道沿途城乡风土物产的某些真实信息。如游记写自西安府西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小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商业为主，也生产大量的丝”。可以看出是有关西安至宝鸡沿途所见景观与社会经济状况。旅行家进入汉中盆地后，又有如下文字：“这里土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里生产生姜，商人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它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宜”。关于元代汉中盆地社会经济状况，我国历史文献涉及甚少，而《游记》中的这段记载涉及汉中地理、人口、商业、手工业、农作物、土特产品等，弥足珍贵。《游记》还真实摄录了自汉中去成都沿途自然及人文景观：“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两个驿站远的地方，接着又是高山、峡谷和森林。再朝西径直骑行二十天，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他们也是信奉佛教，他们依靠地里的庄稼、山上的猎物过活”。这显然是金牛道沿途巴山山民宗教、经济生活景象的简要回忆。清初着名诗人王渔洋曾两次往还川陕，经过褒斜道，将沿途所作诗文编汇为《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馀闻》，后人编汇有《渔洋箐华录》，其中尤以《蜀道驿程记》对蜀道研究意义甚大。王渔洋所行乃明清连云栈道，与秦汉褒斜道北段已有不同，北段入口已由眉县改为风翔草凉驿，《蜀道驿程记》记诗人入栈时写道：“出风翔南郊，遥望陈仓山，直插天汉，与太白、终南连亘，秦蜀大阻也”。至连云栈着名险关柴关岭正逢豪雨如注：“诸山出云，缕缕石上。过右陈仓道，即两当道也。度柴关岭，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下岭沿青羊河行，河流挟雨益怒，……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岭，行人与虎豹、蛇虺一线”。褒斜道之险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蜀道游记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竹添井井于明治九年(1876)在中国西南旅行的《栈云峡雨日记》两卷。竹井氏此行是由北京出发，历经河南、陕西进入四川，复由三峡出蜀，历时四月。《栈云峡雨日记》上卷叙述取道汉中北南栈道旅历，对栈道沿途道路里程、山川胜迹、文物古迹、风土民情有详细真实记录，同样是清代连云栈道交通的重要文献，周郢先生已有专文评论，此不赘述。
蜀道游记不只是栈道风光景观的客观叙录，往往含有浓重的忧患和批判意识，折射出古代士大夫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感情。如孙樵的《书褒城驿壁》写号称天下第一的褒城驿，至晚唐已是“庭院甚芜，常庑甚残”，残破而萧条，作者不禁发出沉痛的感叹：“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姿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褒斜道口褒城驿衰败冷落如此，深刻地揭示了晚唐地方政治的昏暗。该文被清人作为唐代范文收入《全唐文》中。王渔洋经褒斜道去蜀经汉中，凭吊汉中明瑞王府遗址，感怀历史兴亡沦桑，怆然生悲，写下咏史诗《故宫曲》二首，并以另一篇日记纪事言情：（康熙十一年七月）“初九日，过次公邸，明故瑞王宫也……李自成入秦，王走重庆。张献忠陷重庆，遇害。今瓦砾满目，惟存后殿一区，改兴元书院。朱门潭潭，尚极宏丽。殿前后，丛桂、老梅、樱桃数十株。又观所谓西园者，有亭榭四五，桂花渐落，紫荆数枝方作花，凄绝动人。有羝羊伏草中，惊人而起，因忆盛时鹤洲凫渚之乐。而今台榭已倾，曲池就平，不待雍门之琴，乃泣下矣。”瑞王府残垣断壁，亭榭花木使诗人满目凄凉，满腹悲伤，伤君忧时之情溢于言表。千古兴亡几多事，蜀道古栈上演出过多少王朝的盛衰兴亡，人物的非欢胜败！蜀道游记散文鲜明地体现了深沉凄怆的历史悲剧意识。
三、蜀道与古代宗教
道教与佛教，一为中国的土生宗教，一为外来宗教，是对古代中国社会、文化起过重要影响的两大宗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在蜀道上留下了一定的遗址痕迹，从中可以捕捉到道、佛二教流传的某些历史信息。
三国时期汉中地区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张鲁政教合一式政权，五斗米道在这里一度盛行。张鲁系东汉末年沛国人张陵之孙，《后汉书·刘焉传》载：“（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中，学道鹤鸣山中”。后张鲁继承其祖父之业，“住汉中，断谷道，……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己，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考其汉中五米道来源，当自益州经剑阁、金牛道北传所至。三国以后，“五斗米道”沿蜀道继续北传至关中、陇右，至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才在北方废止。可见在东汉、三国、两晋至北朝前期，蜀道一直是道教北传的主要路线。隋唐以后，道教虽然已不占主流，但仍在蜀道留下自己的建筑，四川梓潼鹤鸣山有着名的唐代道教石刻造像、七曲山有西晋道人张亚之祀庙和“应梦仙台”石坊。唐代石刻造像以佛教为多，属于道教者罕见。蜀道上的这两处道教石刻遗物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在蜀道沿线的流传情况和文化地位。
与道教相比，南北朝以后，佛教势力渐大，长时间占主流地位，这在蜀道沿线大量的佛教石刻造像方面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蜀道上的佛教遗址较为重要的有故道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嘉陵江畔的灵崖寺（又名“药水崖”）、金牛道上的四川广元观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皇泽寺武则天石像、剑阁武连觉苑寺明代佛教壁画等。灵崖寺位于略阳县南七里嘉陵江山崖下，为唐宋时期蜀道北段一着名佛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元代《大元一统志》等均收录此寺，至今寺内仍有毗庐大佛像、白衣菩萨、罗汉像等，墙壁上还嵌有唐宋诗人欧阳詹、张俞等人游息灵崖寺的题诗。广元观音崖是
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王朝出征云南的将士所造佛像，旁边有《释迦尼佛像赞》摩崖石刻碑记，造像生动，窟龛精美。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更以数量繁多，气势恢宏闻名于世。据乾隆时的《广元县志》，千佛崖系唐代利州刺史韦抗在开元初修筑广元一带栈道时凿刻，以后宋元明清继续凿修，至清乾隆时已有佛像一万七千多座，堪称惊人。
蜀道佛教造像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造像大多与蜀道架栈修路有关，是蜀道交通文化的产物。二是大多数始于佛教在我国内地广泛兴盛的隋唐时期，以后历代层累延续；三是由于蜀道偏僻险危的地理特点，大多造像保存完好，成为蜀道文化中一份重要遗产。
综上所述，蜀道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古代金石、书法、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挖掘、整理、利用具有特色的蜀文化，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蜀道历史文化旅游线的开发，进一步沟通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都有其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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