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8月1，汉王刘邦出兵陈仓（今宝鸡市东南），奇袭雍王章邯，一举而进入三秦大地。《史记·高祖本纪》但称陈仓之战是用“韩信之计”，而未详其内情。迨元杂剧始谓此计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元代未署作者之名的《暗渡陈仓》一剧第二折：“着樊哙明修栈道，俺可暗渡陈仓古道。这楚兵不知是计，必然派兵在栈道守把，俺往陈仓古道抄袭，杀他个措手不及也。”又如元尚仲贤《气英布》一剧第一折：“孤家用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占三秦……”。明罗贯中亦沿用此说，在其《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中，述说魏明帝曹睿问计于司马懿，“倘蜀兵再来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诸葛亮必效韩信暗渡陈仓之计。臣举一人往陈仓道口，筑城守御，万无一失。……”明以后，“暗渡陈仓”之说见于野史、戏曲者，更不胜枚举了。凡此等等，足以说明“暗渡陈仓”之说，并非出自史家之言，以致近有论者对此颇有歧见。然而，刘邦出袭陈仓，用韩信之计，毕竟是既成之史实，其计之何在？仍是应予探明的。本此宗旨，笔者从检视史料入手，并结合现场察堪，先后历经数年，迄今，试将点滴所悟和盘托出，以就教于方家与同好。
一、陈仓之战的历史背景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就得从秦末汉初的社会大变革说起，这场大变革对后世的启迪不可低估。西汉文帝时的贾谊，论秦的败亡，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2若要问仁义值多钱？秦王朝的覆灭，就是一个极好的回答。
稍加考究就可知道，春秋战国之际，居于西陲的秦国，经屡世之奋争，由弱而强，“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3。然而，秦始皇即位后，“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他自命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4这就是个很露骨的兆头。他在位十二年，虽有诸多建树，但其倒行逆施可谓登峰造极。秦初，人民苦于战乱，“冀得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5这种局面最有利于秦的统治，而秦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6魏国人魏缭就曾说过，秦王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7《汉书·贾山传》云：“秦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固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汉书·刘向传》亦然此说，且更翔实。还有修长城，求长生不死药等等，其肆意妄为罄竹难书。及二世即位，所行苛政更有过之，民不堪命，终于揭竿而起，偌大一个秦王朝倾刻而亡。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切治乱衰亡的因果关系，都可从这面镜子中折射出来。秦末，旨在推翻暴秦的农民起义，乃是历史的必然。
刘邦和项羽，是为数众多的起义军领袖中涌现出来的两个杰出的佼佼者。两人的出身、天性、气质、素养，却有所不同。
刘邦，字季，沛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人。生于农家，父母皆以农为业。而他自幼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常有大度。及壮，为泗水（沛县东）亭长，廷中吏常被狎侮，且好酒及色，但因其性豁达，喜施，仁而爱人，故人缘甚好。
项籍，字羽，下相（江苏宿迁县）人。其季父梁，梁父燕，世代名将，可称是将门之后。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8梁遂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籍身长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
两相比较，论家庭教养、个人气质、勇力，刘邦皆不如项羽。发人深省的是，刘邦曾服徭役到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9无独有偶，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10这说明两人都胸怀大志。秦末，两人同为起义军首领，但起义的过程各异。
秦二世元年，陈胜揭竿而起，各方响应。沛令恐惧，也想更弦易帜，顺应义军。其属吏萧何、曹参谏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11建议他将流散在外的义士召入以助威。沛令以为然，乃令樊哙召刘季。既而又恐其有变，紧闭城守，且欲诛萧、曹。萧、曹逾城告知刘季，刘季以书帛射城上，向城内父老晓以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杀沛令，开城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再三谦让，萧何、曹参，也执意推举，刘季推却不过，终被拥立为沛公。与此同时，项羽随其季父项梁，杀会稽太守。项梁持太守之头，佩其印绶。项羽击杀太守府中数十百人，余众皆慑服。项梁自命为会稽太守，项羽为裨将。号令郡府及所属各县，得精兵八千余人。
不难看出，刘邦之为沛令的手法比较温和，其“长有大度”、“仁而爱人”之品德颇得人心；而项羽与其季父项梁，是以暴力慑服于人众。项梁死后，项羽继其所为，且贯彻始终。他们起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暴秦，所不同的是，刘邦在起事之初，尚有朴素的以仁代暴的色彩；项羽却是公然以暴易暴。秦将章邯率大军已归降项羽，羽封邯为雍王，共同破秦。至新安（河南渑池县东），项羽闻知秦吏卒有窃窃私议之情，遂命“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12项羽之残暴由此可窥其一斑。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时，项羽愿与沛公一道入关，怀王与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不如更遣长者挟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于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13刘邦能被视为“宽大长者”，命其“挟义而西”，这个“义”字，比之项羽的暴虐无度，自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事实也果真如此。
次年，即汉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最先入关中至霸上（长安县东三十里）。秦王子婴封皇帝印玺而降。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14命士庶各安生理，勿惊恐。秦人大喜，纷纷以牛羊酒食献饷军士。刘邦辞让不受。秦民唯恐刘邦不为秦王（关中王）。
当年十一月，项羽率军急速至函谷关（潼关），得知刘邦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破关而入。十二月，大军至戏（临潼县东）。沛公军霸上(临潼县西)。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密告项羽，妄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15从而进一步激怒项羽，羽欲举兵击破沛公军。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屯于鸿门（临潼县东），沛公兵十万，在灞上。项羽谋臣范增（亚父），也力谏“急击勿失”。在此急要关头，项羽季父项伯，将此情告知张良。早先，项伯杀人，张良曾救之。他为报往日救命之恩，要张良速离沛军，以免受灾。张良说：“今事急，亡去不义”，乃连夜入见沛公，具告以事。沛公托张良约见项伯，请项伯言报项王：他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盼望将军至。”项伯遂将此语如实转告项王，并曰：“沛公不先入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默然应诺。这就为鸿门宴上，沛公免于罹难，作了重要的铺垫。
在次日的鸿门宴上，范增再三提示项羽，欲使刀斧手乘便直击刘邦，而项羽却毫无所应。范增无奈，命项庄舞剑，进逼沛公。项伯也拔剑起舞，以掩护沛公。在座的张良，急召樊哙入。樊哙拥盾撞入，向项羽严正陈辞。项羽赐酒肉，以宾礼待之。少时，沛公起身如厕，诏樊哙出，一道离去，请张良留谢项羽。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就这样收场了。
鸿门宴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已投降的秦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进而分封诸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今临潼东北）；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今延安）。企图以此三降将距塞汉王。
在项羽及范增心目中，秦亡之后，能与之争天下者，唯刘邦而已。鸿门宴上，本欲置刘邦于死地，却未能得逞，于是密谋立沛公为汉王，所王之地，有秦巴天险之阻隔，秦时移民或被流放者，多被遣送于此。项羽以为，刘邦到此，天险难越，加之有三秦降将之人为屏障，纵有异志，亦难施展。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刘邦迫于力所不敌，只好屈就汉王之位。这叫有理亦让人。刘邦深知项羽之用心，在他从杜南出发，进入汉中的过程中，烧毁了沿途的栈道（子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17为此，他在送张良归韩时，又采纳张良的建议，命他焚烧了褒斜道。项羽得知此情，果然放松了对刘邦的戒备，使刘邦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最佳时机。
刘邦是否安于做汉王真的无东意了吗？显然不是。
且看，刘邦至南郑屈就汉王，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原因是汉王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日夜皆思东归。如长居汉中，则与军心悖逆；如能及其锋而用之，则可建大功。因此，汉军东归乃兵家之善策。而欲东归，必以北定三秦为头等要务。为此，当有其相应之举措：
其一、《文选·左思蜀都赋》云：“奋之则旅。”李善注引《风俗通》云：“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以定三秦。”据此可知，刘邦就任汉王之后，曾招募賨人入伍。“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18再加上所招募的賨人，兵员又在不断充实中；加之拜韩信为大将，有了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领军人物，兵力之强大，自然今非昔比，从而为北定三秦提供了军事实力。
其二、沛公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萧何不仅协助汉王招贤纳士，总揽各种公务，还创修山河堰，利用褒水灌溉农田，南宋《山河堰赋》及《重修山河堰记》19两通摩崖皆记其事，及至汉王部署诸将北定三秦，萧何留收巴、蜀租赋，使给军食。20从而为北定三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就客观形势而言，也为刘邦北定三秦提供了机遇。
前已述及，项羽任用秦之三降将镇守关中，秦父老兄弟对此三人恨之入骨，沛公入武关，秋毫无所害，且除秦苛法，秦民称善；况怀王与诸侯有约在先，沛公当王关中，众皆知之。项羽立沛公为汉王，众皆不平。汉王北定三秦，实乃顺应民心之义举。
再者，项羽怨怀王未令其与沛公一道入关，分封诸侯之后，先是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郴县，进而令黥布击杀之21。此前，义帝拥帝名，而政由羽出；至此，羽则公然取而代之。此举必然授人以柄，有损其号召力。诸侯面对其淫威，并不俯首贴耳。项羽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并“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22其它如陈余等，也怨恨项羽分封之不公，应声而起，加入反楚行列。项羽大怒，遂率军北击齐，战事呈胶着壮态，从此陷入混战局面，使其无暇西顾。
综上所述，可知刘邦北定三秦进而与项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务之急是制订相应的战略战术，于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策便应孕而生。
二、陈仓之战攻战策略的地理因素
发生在地面上的一切战争，其攻、守之策略，无不受到地形的制约。刘邦攻陈仓之战尤莫能外。翻阅我国的地形图可知，横贯我国中部的秦岭山脉，不仅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分界线，而且是我国南北地理景观的分界线。在秦岭北侧，是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在秦岭南侧，是长江第一支流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和沿江谷地。由汉中盆地向南，穿过巴山就进入四川盆地。秦岭与巴山，隔汉水遥遥相对，成为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天然屏障。刘邦之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其北定三秦，必然要穿越秦岭；而莽莽秦岭，不是可以随意择道的。《史记·河渠书》称：“抵蜀，从故道，故道回远，多坂；今穿褒斜，少坂，近四百里”。这里所称的故道和褒斜道，是汉初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两条道路。连同“汉王之国，由杜南入蝕中”之道，即后来的子午道，共是三条通道 。三国时又有今洋县至周至间的傥骆道见之于史。这些通道原系先民们沿着河谷步履而成的，后来在沿途增设了栈阁，遂为栈道。商旅往来、文化交流、包括行军对阵，皆仰赖于此。李白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名句，即用以形容出入蜀境的栈道之险峻，也以此与平原上的大道区别开来。《史记·郦商传》记郦商从沛公攻取南阳诸地后，别将一军“攻旬关，定汉中。”旬关在今陕西省洵阳县城之东，扼洵河之口，自洵河口沿汉江上溯至南郑（今汉中市），整个沿江一线的大片土地，皆为郦商所占领，从而与刘邦入关中遥相呼应，特别是穿越秦岭天险的几条要道，皆为汉军所控制。刘邦挥军北上，自可从容选择进军之道。也为日后的北定三秦免除了后顾之忧。什么是后顾之忧？这里不妨以诸葛亮伐魏的战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提出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军的攻魏计划，后因关羽失荆州而未能实施。刘备去世后，他任蜀相，仍不改早前之初衷，曾于蜀汉建兴六年至建兴十二年（228～234年）先后五次举兵伐魏，而在建兴五年（227年），司马懿平孟达之后，魏军已占领了鄂西至西城（今安康市）的沿江之地。诸葛亮攻魏，北有强敌拒守，东有魏军之侧翼，不得不有东顾之忧，权衡利弊，只好兵出祁山，攻魏国的西陲之地。虽精神可嘉，而最终未能实现其“兴复汉室”之夙愿。诸葛亮北伐无果，虽有多种原因，而受制于地理因素，亦当为其一。
刘邦北定三秦，由于郦商早已攻旬关，定汉中，秦岭以南沿汉江一线，皆纳入汉王巩固的版图之中。根本无须有东顾之忧。这一地理优势，是诸葛亮所无从得到的。刘邦仰赖这一地理优势，先大张旗鼓地修复已被烧毁的褒斜栈道，诱使敌方设防于褒斜道的北口眉县，再从褒斜道西侧一条向无人知的山道悄悄向陈仓进军。眉县在西，陈仓在东，此乃兵家惯用的声东击西之术。世称这一策略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三、陈仓之战的经过情形
《孙子·谋攻》曰：“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从汉王与雍、翟、塞三秦之王的实力而论，汉王所辖有巴、蜀、汉中三郡，兵员充足，且谋士、战将皆优；三秦诸王各辖一郡，兵员多系亡秦之散卒。且栎王司马欣原系栎阳县狱吏，翟王董翳，原系章邯下属之都尉，这两人皆平庸之辈。唯章邯能征贯战，而又有勇少谋。两相比较，汉王之北定三秦，当是稳操胜券的。问题在于，如何减少战争的损失，尽快地占领三秦？就成为汉王决策的要点。刘邦的谋臣也是军事首领韩信，对此早已成竹在胸，正史和野史均称其为计。既然是计，就不是强行硬攻，而是预先制订一个使敌方臆想不到的筹划。这个筹划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正史虽未言明，但略加考究，似有脉络可寻。
《史记·高祖本纪》云：“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栈道。”其所烧的栈道，即子午道，后来又遣张良烧了褒斜道。四个月后，即汉元年八月，他公然命樊哙大张旗鼓地修栈道。今留坝县境内的樊河桥，就是樊哙修栈道时所建，有《马道驿樊河桥记》的碑文可证23。其文云：“马道驿之北，旧有樊河桥，乃汉将樊哙所建也。”所云马道驿者，今为留坝县马道镇治所，是褒斜道上的重要驿站，清王渔洋《蜀道驿程记》云：“至马道驿，樊水从西来注之。”樊河桥就在樊水即将汇入褒水之处，其地河宽30余米，平日激流飞溅，一遇暴雨则洪浪骤起。古时，为互通往来，乃在樊河两岸以多层石条交错迭垒奠基，上置铁索，覆以板材，以利行走。早在明嘉靖以前，因“岁久倾圯，行人病之。居民恒架茅其上，随构随覆，如是者数百年。”至明嘉靖辛卯（1531年），遂有重建此桥之举。关于此桥原貌及其变革等情，详见《樊河桥之谜》一文24。
耐人寻味的是，樊哙在修栈道过程中所建的樊河桥，本意是在迷惑敌方，因樊河桥为褒斜道所必经，示意汉王欲经褒斜道出军至郿县；又因全长470里的褒斜栈道，即使重修，亦非短时可完功，敌方不会立即设防应对。就像烧栈道那样，这也是军事上的虚招。
春秋时，晋文公之舅狐偃曾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25。于是有“兵不厌诈”之说。韩信之所为正与此不谋而合，他熟知敌方的兵力分布情况，决定以陈仓为突破口，打开局面。
陈仓在今宝鸡市东南，是雍王辖区西面的军事重镇，也是蜀汉北出关中的门户。今宝鸡市渭滨区尚有一益门镇，其“益门”之名，即源于此。由益门镇南越秦岭，沿故道水河谷而下，相继有凤州、双十铺（今凤县）、两当、徽县诸地。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关中诸郡图》可知，凤州即秦时之故道县，唐杜佑《通典》云，故道，凤州梁泉、两当县地，北距陈仓仅140里。经查阅1986年前的公路里程得知，风州距宝鸡市87公里，而陈仓还在今宝鸡市之南，则风州与陈仓的距离大体也在140里左右。徽县即古之仇池，又名河池，与其西邻的成县共同构成陇南山地中的徽成小平原。成县即秦汉时的下辨。成县到徽县很方便，再由徽县溯故道水河谷西北行，越秦岭可抵陈仓。章邯为雍王时，下辨与故道同为章邯所辖。
汉王依韩信之计，为了顺利地夺取陈仓，先遣曹参攻下辨和故道，以钳制进而消除这两地的防卫之力，免除陈仓守敌之外援和进军过程中之阻力。
就在曹参攻下辨、故道之际，汉王果然从故道出袭雍王章邯。这里的故道，宜作地名解，即今风州。汉军主力自风州越秦岭直抵陈仓（今宝鸡市东南），章邯始料末及，慌忙由其都城废丘（今兴平东）移师陈仓以拒之，而汉军攻势强大，章邯军一触即溃。汉军占领了陈仓，继续紧追猛进。章邯军退至好畤（今乾县东），复与汉军接战，又被击败。汉军步步进逼，章邯军走废丘，直至败亡。
四、陈仓之战中汉军主力的进军之道
汉王北定三秦，《史记·高祖本记》和《汉书·高帝纪》对此皆记之甚明。问题在于汉王及韩信所率主力的行进路线，则未能述及。此非史家之疏忽，而是秦时一些荒僻山区，尚无地名可言，随着人口的增殖，聚落之繁衍，某些乡镇之类的小地名才逐渐兴起，此乃地名本身的规律使然。好在后世擅长地舆学之贤达连同有关方志曾对此有所阐发，或可补正史之阙如。本此，可为探寻汉王还定三秦所走之道，提供一个新的门径。
元末熊梦祥所编《天下站名》中便有“陈仓站”之名，其文云“凤州南七十（里）陈仓，”紧接其后的即“柴关”26。可知“陈仓站”的位置约在今柴关岭之近北。明代学者王士性对此的记述更为清楚。他曾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奉命赴四川主持科举考试，取道连云栈到汉中，记其途中见闻云：“又一宿上凤岭，……瞑宿三岔，（今凤县三岔镇）三岔者，一去凤，一去褒，一去。……已未发三岔，午抵陈仓口，路险，仅容单人，西行二百里，可达沔之百丈坡，淮阴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者是。又三十里松林宿，……庚申，行十里上柴关。”27王士性作为地理学家，与其后的徐霞客相伯仲，所不同者，王氏于人文方面的述论，比之徐氏更有所侧重。依王氏所记，陈仓口南距柴关岭四十里。这就为进一步探讨陈仓口的位置提供了确证。
明末黄汴《天下水陆路程》亦云：“四川至陕西，一由连云栈，即韩信明修之道（当是暗渡之道），道在凤县南一百里，桑平铺而入，至沔县百丈坡而出。路长二百里，今荒塞不通。”28
再看方志中的类似记述：
明嘉靖《汉中府志》卷一《舆地志》，《山川·凤县》所云：“酒奠凹（今凤县洒奠梁南侧），西南四十里，汉高帝自汉迁都关中，奠酒于此，故名”。同卷《山川·沔县》云：“，云雾山，县东北七里，四时云雾蒙蒙不开，即名云雾山者也。……其路通陈仓道，淮阴暗渡由此。”
清嘉庆《汉中府志》卷五，《山川下·凤县·酒奠凹》所记及卷六《古迹·凤县·陈仓道》所记，皆与上同。同书卷三，《关隘·沔县·龙王沟》亦云：“县东北二十五里，自百丈坡经土地梁、火神庙、王家河、九台子、火烧关、铁炉川、大石崖、陈仓沟出口，相传为淮阴侯暗渡陈仓古道。”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沔县·白崖》条亦云：“百丈坡，在县东北二十里，《舆程记》：由凤县南百里桑平铺而入，至此而出，路长二百里，为古陈仓道，汉高帝出故道袭陈仓盖由此，今荒塞。”
清光绪九年的《沔县新志》卷一《形势》一节云：“昔沛公王汉，郁郁欲东，拜韩信而将之，遂取径县东北云雾山通道，疾驰出陈仓矣。”同卷《关隘》一节云：“林口子，即古之百丈关。……”其后如实援引《汉中府志》汉淮阴侯经百丈坡、九台子等地暗渡陈仓之语。
仅由以上所录，已可得知，刘邦所率汉军主力的进军之道，其南自沔县百丈坡而入，穿过云雾山到陈仓沟口，即《读史方舆纪要》所云的桑平铺，再由此而北，经凤州，越秦岭抵陈仓。因其沿途比较荒僻，又世所罕知，故有“暗渡”之说。如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一典故，就有了一个既合于史又合于地情的解说。
然而，今有论者却断然否定上述资料，以为刘邦与韩信大军是由曹参军的行进之道而抵陈仓的。其核心论据便是《史记·曹相国世家》所云：“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雍、……”等语，且云曹参“初攻”之“初”字，即“先锋”之意。曹参既为先锋，汉军主力当随先锋而进。29
依照这一说法，曹参既为先锋，当为主力开道首冲敌阵。而汉王与雍王两军主力首次交锋于陈仓的参战者并无曹参。继陈仓之后，汉军主力攻好畤（乾县东）的参战者亦无曹参。曹参奉命先攻下辨，既而攻故道、雍（凤翔）、（武功东）诸地。自故道去雍，必经陈仓，曹参何以能径越陈仓而攻雍？只能说明在此前陈仓之役已结束；也说明曹参军并非先锋。《史记·曹相国世家》所云：“从还定三秦，…。”其“从”字已将主、从关系说清了；“初攻”之“初”，即最先之意，解作“先锋”有误。“下辨、故道、雍、”，系曹参依次所攻战之地。这个时空关系太史公记之甚明，似不宜随意混淆。
再者，《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贞侯赵衍“以谒者汉王元年初起汉中，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功侯，千四百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亦云：“须昌贞侯赵衍，以谒者汉王元年初从起汉中，雍军塞渭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功侯，千四百户。”这两处记载大同小异，《史记》云“汉王元年初起汉中”，《汉书》在“初”后加一“从”字，言赵衍其人，是从汉中开始作为汉王麾下掌管引进拜见者之官。也许他是地道的汉中人，对汉中地情较熟悉，故能在进军道路问题上向汉王献策。《史记》和《汉书》所云“雍军塞陈”，或“雍军塞渭上”，皆指章邯军的布防情状。“上计欲还”，谓汉王欲还定三秦。“衍言从他道，道通。”这里的“他道”，即汉王所率主力的进军之道。既云“他道”，自然有别于曹参军的攻战之道。只是这条道尚不知名，故有“他道”之称。大军果然取此道逼进陈仓并打败章邯。后世遂称此道为陈仓道。由于陈仓是汉军北定三秦的突破口，陈仓之役的胜利，使汉军主力跨入三秦地界，赵衍因其选道有功而被封侯。此例说明陈仓道本是客观存在，亦说明见于方志和地舆类的有关记述，是无可厚非的。
为探寻陈仓道的真相，笔者曾于今年二月16日，偕同老伴、儿子等一行数人，趋车赴勉县云雾寺一游。这天还在春假之内，儿子的朋友开车，邀我们一同出游，我随即将出游点定在云雾寺，因其位于云雾山中，正是陈仓道的必经之地。
自勉县东新街子往北，有一条新修的公路叫新云路，我们便取此道北行，穿过约数公里的平坦田野开始登山，恍惚之中从窗外映出一些地名标志，如头道河、二道河、黄原坪、云雾山庄、黑潭子，之后进入云雾山风景区。办理购票手续后，再前行10公里，即到达云雾寺。这里古树参天，雾霭蒙蒙。看景者乐于观赏自然风光，访古者则另有所图。自云雾寺向前，虽无公路，但古道犹存，其上铺设石板，通向远处。这正是访古者所着力寻觅的。沿此道前行约1.5公里，需攀登一石崖，当地人称是百丈崖。至此遂恍然大悟，志乘所云百丈坡者，或指此而言。所不同者，坡的含义或更宽一些。所以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56《沔县·白崖》条云：“北丈坡，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乃大判言之；而清光绪七年《沔县新志》卷一：“武兴山，在县东北二十里，东临旧州铺，西接百丈坡”。武兴山者，即由新街子北行所登临之山。这一记述似更近于情理。
发人深省的是，在由新街子到云雾山的路途中，尚有石门子这一地名，其具体位置在黑潭子、周家湾之北，正是汉王刘邦暗渡陈仓的必经之地。镌于陕西略阳的《阁颂》摩崖，有“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之句，当指此而言。南宋晏袤曾以为高帝所开者，即褒谷南端的古石门隧道30。此论不确。汉《石门颂》称：“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北魏《石门铭》亦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则知石门隧道之开凿已晚于高帝开石门二百余年。高帝之开石门，实为排除其进军途中之路障。（整理自汉中市博物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