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病重期间，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的这封上表，至少透露出以下几方面的信息：一是“资仰于官”，“不别治生”。即他除官方的供给外，再未经营任何产业，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从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说他不仅没有多余的钱财，甚至妻子连一件多余的衣服也没有。二是公布了家产的具体数字，即“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份家产在后世看来也许还不算小，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份中人之产。
三是提出了对遗产的处置原则，即“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所谓“余帛”、“赢财”，当然是指扣除了“子弟衣食”之外的部分，即所谓“余饶”。不过从诸葛亮一贯主张节俭的原则来看，他只是希望子弟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以连些微的“余饶”他都不肯留给家人。
正是由于诸葛亮清正廉洁，且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故在治理蜀汉时能够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繁荣景象和“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政治局面。（转自汉中日报）